从中国读者这面着想，刘再复成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原本就是中国大陆杰出的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的主编。凡在学术文化圈内工作而亲历过20世纪80年代社会氛围的读者，对刘再复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可是另外一面，他又去国20余年，所着多年无法在大陆出版，除了最近几年间有出版之外，可以说他的文字因缘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是被隔绝的。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八○或九○后出生的人，熟悉刘再复的就不多了。这本《文学十八题——刘再复文学评论精选集》简体字本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位出自中国大陆而又漂流异国20余年的卓越不凡的学者。这本评论选能够出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至少说明他与这片土地的文字联系得以缓慢地恢复。这是一个对话的时代，无论是读者与他的对话，还是他与这片土地的对话，其实都是令人鼓舞和富有启发性的。
他虽然年近古人说的“古来稀”之年，但是思想的锋芒和创造力，正如火山爆发，又如长江大河，正难以估量。光是最近5年，他发表的思想与学术论着就有“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现代文学诸子论》、《思想者十八题》、《共鉴“五四”》、《李泽厚美学概论》等。如果算上尚未结集出版的当代作品批评、时评等，那又是更大的数目。因此这个选本只能照见他这么多年学术思考与着述的重要方面；而笔者的这篇短文，亦只能管中窥豹而作一隅之谈。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从那以后，刘再复就离开了“文坛盟主”的位置而漂流异国。这一当代史和个人命运的巨变也给刘再复的思想学术铭刻下深深的印痕。如果把思想看做是社会现实的外部宇宙和个人心灵的内部宇宙的见证的话，那刘再复的思想学术就刚好以1989年为界划分这样两个部分：前者照见历史，而后者照见灵魂。
刘再复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不久即逢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时举国皆疯，善恶是非颠倒，难得有人从旁观察而有所思考。毫不夸张地说，刘再复是“文革”乱局最早的先觉者之一。“文革”后期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文革”结束，迎来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他更是得风气之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悟性，他的敏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供职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文化学术界执牛耳的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科院就是全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的“风暴眼”，无论吹东风还是吹西风，它都是心脏地带，最先被感知。当别人尚被震慑于极左余威而战战兢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在那个年代刘再复以他旺盛的精力和无比的热情，参与到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中来。例如，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主席周扬所做的报告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从1985年起刘再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
处在这样的位置，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要完成时代和社会赋予的使命，这是很自然的。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一个很急迫的任务，就是要“从苏联那里搬来的那套理论模式中走出来”，要吸取新知识，拓展新思维。这个时期，他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都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令文学理论和批评界为之振奋。第一，他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这实质上是文学研究领域和批评界思想解放深化的工作。它针对了当时理论批评圈子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把持门户、不思进取的状况。第二，提出并阐述“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刘再复这方面的阐述综合在1986年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一书中。这本书一出版即成为该年度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虽然也算“古已有之”，而刘再复只是再综合和再阐释，但那时却是一新耳目，对昏沉、僵化的理论界直如醍醐灌顶，而对那些向往走出阴影的年轻一代，又如大梦初觉。渗透全书的那种勇猛精进的精神和它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第三，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这是刘再复对以往僵化文学观念一次根本性的批评，也是对文学批评和创作一次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努力。
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刘再复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思想学术，我还是觉得“启蒙”两字是最合适的。那时社会的气氛是启蒙的，是朝气蓬勃的，而刘再复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他登高呼喊，启人心智。学术界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如钱锺书、王瑶、季羡林等支持他、肯定他，而无数年轻学人更是深受教益和启发。刘再复对那个时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回顾过去，20多年过去了，时代又往前走了一大截，也许会有人觉得他当年的理论努力不够“前卫”。但就像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不能脱离时代那样，理解思想学术也不能脱离它们的语境。大浪淘沙，多少古奥玄妙的高论沉落到无声的世界，不是人类智慧的所有努力都能为历史和社会做见证的。笔者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回到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年代的中国，刘再复的思想学术就是那个时代最可靠、最忠实的见证。
人世沧桑、悲喜哀乐往往没有任何预兆就那样降临了，个人不能避免，更不能阻挡。人的智慧对这一切只能苦苦追问，在追问中开掘同样无穷无尽的内心宇宙，在追问中领悟命运的神秘。1989年以后的刘再复走上这样的无穷追问之路，这条路是孤独的，然而也是丰富的。以世俗的眼光看，它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样风光，那时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虽有暗箭中伤，有落井下石，但更有喝彩，有荣誉，有朋友和知音的掌声鼓励。而漂流异国，这一切都留在了身后，成为远去的脚印。这一次是禅宗拯救了他，可是更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拯救了自己。因为如果不是自悟自证，禅宗也不过是外在的躯壳。在海外20年，刘再复写下了散文《漂流手记》十卷。我时常觉得，他到了海外，散文的眼界变得远大了，境界变得深阔了，思考也变得更加通透了。其实，他思想学术也是一样。如果引用“隔”与“不隔”的说法，那他海外时期所写的学术论着就是“不隔”，将学术与生命一体打通而圆融无间。
陈寅恪有一个说法非常适合用到理解刘再复海外时期的学术着述。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在陈氏看来，读书治学，发扬真理，其实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假如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所谓读书治学，所谓发扬真理，那仅仅是徒有形表。而古往今来，多少读书治学的“士子”、“学者”，仅仅是披了读书治学的外衣，为的是“稻粱谋”，是“黄金屋”，是“颜如玉”。因为他们不能破“俗谛”，名为读书治学而实则自困于名利之场。1989年之后，风流云散一场，人生自是跌落入困顿、迷茫的状态。但是事实上，神秘的命运也借此机缘巧合让刘再复冲破“俗谛之桎梏”，由此而赢得心灵的自由解放。人文学术的真理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决不是外在于心灵的“客观事物”，而不妨说“吾心即是宇宙”。但这个心不是技巧之心，不是聪明伶俐之心，而是摆脱俗谛桎梏之心，是无碍无障自由之心。
只有此一心志才能悟证真理，通达真理，而真理发扬的背后也是因为人类存在此一不屈不挠的心志。刘再复海外时期的学术着述无疑通达了这样的境界。海外游学20年，头顶上的光环没有了，过去的头衔如“所长”如“主编”如“盟主”，统统都去掉了，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座教授”，只身走天涯，走到哪里都是客。这就是他散文里说的“梦里已知身是客”的人生状态。但是，这又有何患？在“俗谛”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真理却离他越来越近。《红楼梦》已被前人说过无数遍了，而更成为一门“红学”。但刘再复却能独辟蹊径，以心证，以悟证，再说红楼，说出一番与众不同的道理。他对《红楼梦》禅心妙悟的解说，将绵延百年的“红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笔者以为，他的“红楼四书”是他海外时期思想学术的代表之作，最能见出他的思想和学问。海外20年，刘再复学术上还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他对“罪与文学”的探索，对高行健创作的评论，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剖析，这些都是他精心结撰之作。
一面是历史，另一面是心灵；一面是高昂的呐喊，另一面是孤独的探索。也许有人会觉得反差太大，是不是后面一个刘再复和前面的刘再复完全不一样了，辨认不出来了？我个人觉得，小的方面，具体的说法是，但大的地方，根本的精神脉络却不是。刘再复数十年的学术探索，其血脉精神是一致的。这血脉精神就是对诗的忠诚，对文学立场的坚持，对文学真理的守望。数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登高呼喊，还是90年代和新世纪禅心悟证，他耿耿于怀的、他孜孜索求的，还是文学的真理。诗是他最深沉的恋人，诗是他始终不渝的挚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诗的迫害和曲解可以来自不同方面，可以来自不同的角度。80年代，它来自多年沿袭的意识形态教条，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禁锢；而90年代之后，它来自滚滚红尘，来自心灵在物质世界、权力世界的迷失。所以，他的学术探索会有不同的侧重，所发出来的声音会有不同。所有这些侧重和不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身上那种始终不变的血脉精神。我相信，读过刘再复的这本文学评论选，读者会得出和我大致一样的看法。
宇宙万千而人世无穷，亦无非因为生命而多姿多彩。读《文学十八题》正可以通过文字而理解他的思想学术，理解他数十年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学术道路。如果讲到人生的起伏跌宕，讲到思想学术角色的转换，刘再复正是百年来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他既做过最高昂的呐喊，又做过最深沉最孤独的探索。前者和后者大不相同而又都是他生命的见证。笔者亦因机缘得以结识这位心灵高尚而奇特的人物，数十年来亦师亦友。他的着述出版，嘱我作序，故写下上述的文字。
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