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总是和人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相关的。只有当人具有选择的自由，有拒绝的自由，就是说自由意志得以树立的时候，才会对他的选择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不得不如此，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那么我们面对最终结果的时候，当然也就毫无责任，自然也就可以无动于衷。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经由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一番剖析，改造为更时髦的观念，这就是历史决定论。它比进步的观念更加表现出钢铁般的品格：进步观念只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历史决定论则指明历史不容置疑的最终归宿。自然和社会的进程事实上是不是被决定的，这是另一个问题，可怕的是作家们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就相信历史的冷酷无情，就相信自己掌握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就以为已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看透彻了，而这个透彻的世界是一个被决定的世界。
被谁决定呢？当然不是神，而是人自己。这里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掌握世界未来的阶级。于是，为了实现最后的理想，为了奔向那最后的归宿，便只有进行冷酷的阶级斗争。由于作家相信历史决定论的学说，就放弃了自由意志的立场，放弃了良知的立场。良知说到底，其实就是对一个外在情景的内心拒绝，哪怕这个情景是无可更改的，哪怕这个情景是命中注定的。文学就是要反抗无可更改的情景，文学就是要反抗命中注定的情景，像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像K跋涉在通往城堡的无尽的路途，像狂人对“吃人”的狂恐不安和内疚。但是，历史决定论彻底地破坏了这种内心拒绝，它认为这是愚蠢的，这是肤浅的。因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顺从必然的召唤而奔赴阶级较量的前线。作家也是这样，写作也是另一条战线的前线，历史的注定和叙事的注定是一样的：在冷酷无情的历史中写冷酷无情的文学。历史决定论瓦解了温情，瓦解了良知，最后也瓦解了寄托人类温情和良知的文学。
鲁迅在《狂人日记》以“吃人”的意象象征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富有被迫害意识的意象。小说中的狂人同其他一切有关的人物无不处于敌对的地位，狂人同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从赵贵翁和他家的狗到古久先生，从狼子村的佃户到他哥哥，在狂人的眼睛里，他们都是食人者。在这个由食人族组成的社会里，有一类是吃人者，像赵贵翁；另一类是被吃者，像狂人和他妹妹。在作者指出的虚构的时间过程里，“吃人”的行动不断重复着，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现象。因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都是这样被狂人解读的，但是，如果叙述视角本身不包含对这种“注定”的吃人的历史的良知和道德上的反抗，那这篇小说最多也只能像谴责小说一样，只有一股道义激情，一股牢骚，它将会黯然失色。要以故事形式谴责中国社会并不难，难在如何既表现对历史苦难的观察又表现出对这些苦难的承担勇气。
《狂人日记》充分利用狂人精神分裂而造成语言混乱的特点，或者说作者有意创造这样的语言混乱，使狂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从“吃人”转换到“我也吃人”。两个视点相互游移的语言混乱突然使叙事产生更为复杂的效果：也许不可以那么简单地划分成“吃人者”和“被吃者”，也许不可以那么简单地找出历史的“罪人”，罪人和施罪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可能是同一类人。狂人的语言混乱意味深长地传达了作者的良知，苦难中的民族只有通过自身的忏悔，才能获得自我的救赎。狂人到底有没有参与吃人，甚至他哥哥是不是真的准备吃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视点的游移使不同含义的叙述产生了相互的距离，尽管有了4 000年吃人的历史，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能因为遭受苦难而减轻自己的良知责任。因为历史或社会并不是一个关闭我们的牢笼，即使它是牢笼，也是一个我们自己造的牢笼，一个我们自己选择走进去躲避的牢笼。鲁迅的这种眼光仅存于思想自由气氛浓厚的五四时代。革命文学兴起之后，历史决定论就改变了这种叙事的风貌。
（七）历史决定论对叙事的影响 (2)
历史决定论形式上是对一个时间过程的理解，但它最后导致的却是良知和自由意志的丧失。由历史决定论到自由意志的丧失，产生于一种跳跃：从对一个客观过程的知性理解跳跃到根据这种知性理解决定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唯物史观不排除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观念，也不排除历史会出现暂时的倒退的观念。但是它马上就重申，所有的倒退、曲折总是会过去的，一切现象的发生都超越了意志所能掌握的范围。唯物史观有多少事实的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当这种宏观见解变成每一个人身边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变成就在眼前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对历史过程的知性理解就潜入人的内心而支持一种对人生的冷酷态度。因为时间过程内发生的一切是意志不能掌握的，意志在此一过程自然就不必承担主体的责任，那个“主体的我”被吞没在客观规律的汪洋大海中。
唯物史观渗入日常的人生实践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主体的我”从人生实践中退隐，一切听从必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是那个自以为掌握客观规律的自我变成了客观规律的无所顾忌的代理人。前者意味着自我可以不承担选择的行为责任，因为他在客观规律面前无能为力；后者意味着参加社会实践的自我可以恣意妄为，因为他掌握着客观规律，他的一举一动符合历史运动的方向，推动着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