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它们好像是矛盾的，人们怎么可以恣意妄为而又不负责任呢？怎么能为所欲为而又符合客观规律呢？是的，每一个愿意反省现代革命文学新传统的人都可能问：恣意妄为和客观规律又怎么能兼容呢？但是，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一致性。尽管唯物史观作为纯粹的学理的时候，人们也感受到它的道义热情。但是，它落实为实践，落实为君临一切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具有的那种所谓历史必然性，那种历史进程不由人类意志影响的信仰，就彻底摧毁了良知和自由意志对任何所谓必然性的拒绝；自我只是历史运动的工具，工具当然不可能为它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同时，工具在被历史规律掌握之后，无论他做什么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谓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恣意横行、为所欲为的代名词。
作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在小说叙事中的渗透，消融了作家的文学艺术的良知，削弱了自由意志对客观情景的内心拒绝。作家逃避写作的良知责任，力求按照意识形态教条的要求，去反映那个有既成框架的“伟大时代”，反映有既成模式的“伟大人民”。作家的主体自我被历史的客观规律和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隐去之后，一切血淋淋的故事，一切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就有理由充分地叙述下去。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一个场面，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冰冷的叙事的一个例子。他写的是打死汉奸地主李如珍的场面。村中的龙王庙前设起了公堂，县长坐了正位，公举十位代表陪审。审完之后村民要求马上枪毙。县长不想这么办，说只要能悔过，根据地也不杀坏人。群众不依，县长又说，就算枪毙也不能太急，连枪都没有。村民说，没枪就弄不死他？他们只问县长一句话：李如珍该死不该死？县长说，该死吧是早就该着了……没等县长往下说，就发生了如下情形：
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县长和堂上的人见这情形都离了座到拜亭前边来看。只见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听有的说“拉着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都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县长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有人说：“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们为什么不听县长的话？”有人说：“怎么不听？县长说他早就该死了！”县长道：“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水都跟水道出去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见《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186页。
这个场面的描写部分以县长的眼睛为观察点，县长是一个可以决定事情大局的人，但他似乎处在两可之间：活肢解只是样子不好看，但地主的罪早就该死了。实际上，他用他的依违两间促成了残酷至极的一幕。和丁玲笔下的地主一样，这个死亡就在眼前的地主像个物件，既不会恐惧，也不会反抗。因为无论是恐惧还是反抗都是作者的禁忌，他比一条狗都不如，狗临死还会叫两声。作者并不是不知道肢解的场面残忍，他对活活的撕裂也有生理程度的反感，所以虚构一个依违两间的县长角色，用他的立场传达“正义”和“反感”两种声音。但是，这种反感也仅仅局限在生理程度。
想一想吧，这种比中世纪还要中世纪的处死手法，仅仅有这么一点不协调的“反感”，叙事的冷漠也只在革命文学中仅见。而且作者又不断用正义、斗争，处死汉奸的声音，来为这血淋淋的场面辩护，配合用白描笔调叙述出来的残忍的复仇场面，力图烘托出它的正义和道德。在这些终极的革命价值面前，仅有一点点生理的反感也被排除到叙事的角落里去了。作者所以最终否定那不协调的声音，借口就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任何残忍，残忍到活活肢解程度的血淋淋，是必要的，因此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家肯定了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性质就绝对排除了人道、人性的原则，乃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一个前提：社会和历史原来就是如此的，客观规律原来也是如此的。
产生于20世纪的革命文学新传统，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决定论观念。它对革命文学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作家如何把握有时间长度的社会历史过程，而且也表现在对人的各种行为的理解方面。在前一方面，革命文学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历史不断进步，敌人不断失败，人民不断胜利的故事。这种千篇一律的乐观主义故事造成了“千部共出一腔”的单调乏味。在后一方面，它提供给读者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完全离开以前文学传统中人性、人道的原则，开创了一个嗜血和崇拜斗争的文学原则。可以想见，这样的原则对文学而言，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作家信从了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的行为里，斗争是必然的，流血是必然的，残杀也是必然的；铁血的复仇也是必然的；作家不必以良心和人性的原则站在超越的立场去看待人类的这些苦难，相反，只要把自己交给代表历史必然性力量的一方，参与实现最后理想的厮杀就可以了，只要把这些人类的残酷交给读者就行了。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作家不但以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解释故事的时间过程，也以此为借口，逃避良知对现实的抗拒。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文学传统中的人性、人道原则是文学作品中比较高的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新传统的话，那么，这个新传统就是反文学的文学传统。
选自《罪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