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讲很粗糙，或者说很教条，可是有它一定的正确性，也就是它是一个资本积累的结果。特别像台湾地区和韩国这样比较后进的开发国家，经济的整个快速发展、快速成长，跟整个资本向外的流动或者说外资的输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因为冷战的原因，所以整个所谓全球化的话语是没有办法出现的，对不对？到了冷战开始往下坡走的时候，这种话语已开始出现了，你就会看到整个资本的流动，虽然所谓在冷战发生期间很难用全球化来概括，但其实是存在的，因为资本的流动是半个世纪。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成长，基本上是外销导向或者说对内重新投资。也就是说，如果把它推到一些理论极端来看，就可以发现，假如没有资本的全球化或者快速的全球化，也就没有消费社会的出现。我讲的是在东亚这个后进的开发社会中的一些现象。
那么，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最起码我到目前为止的思考是这样的：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构的切面，或者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是逐步地、不断地变动的，所以它的整个生成必须要联系到整个政经结构产生的变化，同时带动整个日常生活空间里面一些运转模局的转变。就是说，在中国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造成在整个生活空间总体的变化，这是可以感受到的。它是国家资本的力量介入到这个社会空间里面所造成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说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消费社会的形成，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表象，还有一种动力在推动这些东西，造成生活在这个空间中，在感觉上包括在生活形态上，发生一些关键性的变化。
我在跟社会学系的一些研究生讨论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我的朋友黄平和李老师经历过60年代，对7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生活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键性变化，大概有更多的感受。整个中国大陆的经验还不太对，看一看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倒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压缩在三十年之间的。也就是说，在西欧搞了一两个世纪，在这个地方三十年间就完成了。压缩到一个短时期还只是一个解释，事实上是压缩到整个生活空间里面。当它逐渐慢慢生成的时候，就变成了某一种我称之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空间”。
可是，就同一个时间来讲，消费社会跟不同的社会场地是相互交错的。也就是说，它要运用所谓的民间资源，包括民间社会的一些资源跟动力，甚至包括一些文化形式，要动员这些资源；可是，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回过头来又影响整个民间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我觉得特别关键的是，消费社会的生成会渗入到主流的政治空间里面。举例来讲，国家也会转化政治操作的一些股市。所以，我讲政治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讲国家，它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台湾地区、韩国的经验，影响整个反对性社会运动的自我表现的形式。也就是说，社会运动会受制于消费社会的形成。
举例来讲，中间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媒体的构造。很多新兴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在打媒体战。早期不是这样的，在搞社会运动时，一直在讲组织动员，其实弄到后来很多不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生存过程里面，社会运动如何展现自我就被改变了。换句话说，所谓消费社会是使它从点、线、面这样一种地毯形式来形成的，然后慢慢变成了某一种没有办法缺少的社会构造成分。我用一个图像来让各位理解：也许我看到一缸水，把那个蓝色的钢笔水滴下去，它会慢慢地扩散。消费社会的形成，大概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里面进行这个图像，它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整块东西，而是慢慢的，会渗透到不同的社会空间跟社会场域里面，并跟它们产生互动。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还相信有一种东西叫做社会总体，或者认同社会总体的这种重要性的时候，我会讲，所谓消费的研究，不具有完全的主体自主性。我刚才讲消费社会有它的相对自主性，有它的一些运作的问题，可是它不具有自主性，所以必须把它当成整个社会总体构造领域里面的一部分来看待，它会跟其他的场域发生互动。相对应地来看，在整个分析的资源上面，要研究消费社会，就必须涉及几门学问。很重要的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个是所谓批判历史学的研究，甚至包括人类学的一些方法。把这些东西统合起来，才可能面对真实的状况。
另外，我要讲整个消费社会的深化。在这个深化的过程里面，基本上是有轨迹可循的。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又会是不一样的。我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待在汉城，二月以后在北京，有了一些感觉跟观察。假如我们用整个东亚的首都城市来相互对照，可以看到历史持续上的一些光景的发生。简单来说是这样：
东京的消费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出现，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逐渐形成，这是东京的状况。台湾跟韩国的走向是比较相类似的，出现雏形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第二个时期我称之为它的“巩固时期”，出现在80年代的末期，比较具体的深化是在90年代的中期以后开始的。北京市，据我观察是90年代，特别是中期、后期以后，消费社会的踪迹开始出现，我到现在还不敢果断地说北京的消费社会已经形成了，我认为它的初步雏形正在出现，到底有没有形成关键性的结构性状态，还在初步的观察当中。
可不管怎样，在不同社会和城市中，因为“在地”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很多表现也是会不一样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台湾和韩国小汽车快速成长，那种速度在北京还没有发生。但是，韩国跟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台湾的汽车是世界各地品牌满街跑，可到了汉城就会发现，汉城跑的全部是国产汽车，全部是韩国自己的现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形式为什么不一样？这个东西可以被解释，就是说它的整个社会经济，或者说它的工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在讨论消费社会的时候，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社会里面，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民间消费力量决定了台湾民主政策的走向
前面讲的是一个前提，我下面的讨论，是以台北为一个分析中心，把别的地方汇总出来做个对照。
在进入对整个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前，我们必须要重新回到整个历史的环境里面。
当代台北的整个历史社会的转化，其实反映了台湾这个地理区位，在整个20世纪中受到几股结构性、历史性力量所决定的一种结果。就是说，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那么，它会用什么东西来表现呢？用殖民帝国主义来表现。到了二战后冷战结构的形成，这几种不同的力量交错的结果，决定了台湾社会总体的形象，也就决定在这个空间里面人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整个殖民主义中，日本占据台湾的这段时间和冷战这两个大的结构性条件下，整个台湾的战后，由政府所主导的政治经济的走向，可以还原成几个基本性质来看待。
第一个是国家主义。还有一个叫威权主义，还有一个是发展主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反共亲美”。这个是台湾经验，跟中国大陆经验很不一样，这是“反共亲美”界定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这一代的所谓留学生，出国一定是去美国，韩国也是这样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什么东西叫做“反共亲美”，就比较清楚了。
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力量，在历史的进程中，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面，彼此之间拉扯的强度基本上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文化上呢？台湾整个文化的主体，当然除了汉人的文化——这个相对中国大陆是简单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少数民族——还有我们称之为“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或者叫做南岛这些民族，目前占台湾总人口总数的1．3％左右，我们知道台湾人口是2300万。它又混杂了这一种前现代的汉人文化，汉人和殖民地时代的日本近代化，但还不是那么简单。日本的近代化，大多数是对欧洲的想象。所以，你去看台湾现在的“总统府”（原来叫做总督府），是一个很奇怪的建筑物，我们看起来认为是欧化，但欧洲人也觉得这个建筑物很怪，不太熟悉。其实，这是日本对大国的一种想象。我讲建筑物，只是在讲它的一种表象，弄到后来是坐落在文化的主体性内部的。这个东西更为复杂的，就是整个战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右翼的西化，或者说现代化的民族主义的成分，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主体，这个是国民党自我的体恤、自我的定位。再复杂一点就是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是长期以美国为参考，一直到现在。
我刚才讲的这些政治文化的性质，会坐落在整个消费的内部，这是一个前提。回过头来讲，消费社会形成的正式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直接掀起的经济生产，就是整个台湾战后在美国经济援助的扶持下，初期的经济生产是以农养工，也就是以农业的生产来支撑后来工业的发展。到了后来，基本上是一个外销导向的经济生产，在这个条件下，慢慢开始了资本的积累，到了70年代，整个岛内的经济快速成长，这时候整个民间的消费力还是提升的。
同时，出口导向主义开始受到挫折，也就是出口做不下去的时候，整个岛内经济已经累积的资本要寻找投资，资本在寻找一个转进的方向，是在这个时候发现有个东西叫国内市场，这时是70年代。这个可能跟中国大陆非常非常不一样，在这种条件下，发现居然有一个东西叫做国内市场。关于这个，有很多的故事。比如外销成衣，在70年代，外销成衣就是没办法外销了，都堆在地下室里面，必须自销，就拿出来便宜卖，而以前我们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在受挫的过程里，开始发现有所谓的国内市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整个消费社会的映照，是开始进入了初阶段的一个表现。它反映在什么方面呢？除了刚才讲的外销成衣外，还有很多指标，包括广告业开始兴起，后来讲的文化工业，或者文化娱乐工业，包括台湾的唱片业都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的。还有很多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时候，整个民间的消费或者是家庭的收支，基本上在所谓的文化娱乐上有个快速的投资增长，这也是对应着这个文化工业的出现而出现的。
同时，在政治上面这个反对运动开始取得了社会空间。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讲，那个时候台湾的党外杂志或者叫做地下刊物，开始大量快速兴起。其实，它暗示的是有整个民间的消费力量在支撑。所以说消费力的起来，跟政治的反对运动不是直接的投资关系，就是我把钱捐给独立了，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力量就叫党外。那可是很庞大的社会资源在转动，多余的社会资源可以调动，也就是说，台湾所谓的民主运动，可以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一点，当我讲很正式的互动关系时，还会提到。
在日常生活的层次里面，我举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便利店的崛起。便利店开始在大都会出现，慢慢地以地毯式的方式进入到整个市区，进入到生活空间。你现在去台北市看，几乎所有的居住区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家便利店。连锁店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慢慢改变了原来社区内部的消费形态跟社会关系，已知的杂货店慢慢地被取代。也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所谓的便利商店，是整个消费社会能够形成的某一种硬体结构的搭建。
便利店到了80年代末期慢慢地渗透，从都市空间发展到乡村。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所谓的传统杂货店跟所谓的便利店或者是超市是并存的，事实上，在韩国的汉城就会看到，超市跟原来那个堆着乱七八糟东西的杂货店是并存的，可是某一些人不会去传统的杂货店，某一些人会去超市，越年轻的越会去超市。就是说，两者并存，可是，不同的人会使用不同的空间。
我讲的这个第一个时期，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非正式经济。事实上，在台湾地区总体的经济里，45％左右是在非正式经济里面。什么叫非正式？就是不合法的意思，不纳入税收。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社会空间里不会消失。在汉城跟台北，你会发现路边摊，香港叫大排档，或者其他的这些形式，这是不会消失的。特别是在汉城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这种非正式经济的存在完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运动，主要的街道全部被覆盖了。非正式经济是没有办法纳入管制的，可是，它同时调节了社会的某一种生存方式，处理掉很多失业问题。可是，非正式经济，用我的话来讲，自有它的民间传统存在，当问题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回来。这个是第一个时期。
台湾整个消费社会的扩张，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整个台湾的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此以后，曲线一路向下滑。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状态是这样，我不觉得它会再回升。在这时候，它的快速上升，又有很多的表象。比较具有指标意义的，与以往的消费形态不一样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