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人家死了媳妇，丧礼风光程度往往与娘家的门第和要求有关。有的家庭甚至不得不超出支付能力大肆操办，来满足娘家的要求。秦可卿是孤儿，自幼被秦业抱养，娘家势微构不成对贾家的胁迫，正好折射出贾珍铺张挥霍背后的隐衷，对儿媳愧疚惋惜的复杂心境与遮人耳目的现实需要。
中国历史上的皇族私生子问题，从来不是以私生子本人权益保障为中心的，而且至今也没有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件皇朝正式承认的认祖归宗的事例。相反，伪太子案、冒充藩王之子企图继承王位之类的事件倒是曾经发生，却没有一件能够如愿以偿，最终以流血的悲剧结束。谁也不能保证皇族绝对不产生私生子，皇朝明白，如果对凭借血缘关系，名正言顺地挤入皇族生活圈，享受皇族特殊利益的想法与行动，采取宽容政策，必将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皇族具有充分的生育条件下，同时制定严密的生育登记制度极其必要。皇朝子孙繁盛，宁可冤枉屈死可能真实存在的私生子，也坚决拒绝所谓私生子认祖归宗。这样就能彻底避免异姓混入皇族分享皇室的权力与利益。
因此，在皇室面前搬弄私生子问题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几百年的皇朝当中也未必能发生一两件。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历史上的私生子问题都是男性，而不涉及女性。家庭内儿女地位不同，女儿到十四五岁就要出嫁，无本姓继承权，也不能长久享受娘家的利益。女性权利的缺失，注定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关注对象。所以，即使有人甘愿冒险，婚生女尚不在视线之内，更不用说私生女了。
讨论宗室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至少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冷酷，二是伦理。不错。
皇室没有一般寻常人家的亲亲之情。人们之所以对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惊诧悲哀，乃在于血缘亲爱意识的深厚，情感上难于接受同室操戈的血泪代价。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异姓之间，从来就少有人大惊小怪。中国历来是讲究伦理宗亲的国度，伦理宗亲观念一直构成统治的精神支柱，因而，皇室内部相残你死我活，胜出者对于失败者的家眷也不得不有所顾及。这种顾及也许是出于亲缘血脉的不忍之心，也许是源自皇族团结的政治需要，毕竟同姓相残，一定会得到骂名。清宗室由于是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对于民族与宗室内部的团结更为重视。
演绎历史故事最需要历史感，历史感来自对历史人情事理的体会与把握。贾珍与秦可卿之间关系的假想，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颠倒的漏洞。不能把预想的结论当作研究的前提，直接由小说人物秦可卿证实废太子存在着私生女，而是先要搜寻到废太子确实有私生女的历史证据。而且，仅仅搜索到私生女存在的证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找到私生女是小说人物秦可卿创作原型的媒介证明，否则经不住推敲。
大家讲的是学问，学问讲的是理，而学问中一定要有行，这个行古今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民物制度一变，表现形式就要变了。这两点可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还有一个，在中国，咱们都知道修齐洽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的人理解“家”，就以为是指家庭了，实际上这个是不正确的。要是把“家”理解成家庭，那修身的“身”就变成了纯个人的事情了。凡是修身，总是要在和他人的关系里来修，不外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朋友交往要忠信，如果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儿女等等的话，那你还修什么身啊？所以，凡是说修身，就是指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实际上就是和你的直系家庭是有关系的。所谓齐家者，范围大。
因为在秦以前，尤其周朝的分封制度，“天下”的意思就是周天子； “国”是诸侯，“家”是诸侯的家臣，叫大夫之家。和现在比，“修身”相当于你自身的责任，而“家”相当于现在的州县，即家乡；“国”相当于现在的省，“天下”相当于后来的大一统的王朝。
也就是说，风物制度一变，虽然词是一样的，但是，含义却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是和戏有关系的。现在都说压轴是最好的，其实，过去看戏的人都知道，压轴是次好的，最好的是大轴。为什么叫压轴，就是过去最后一出压在大轴之上的戏叫压轴。
现在我们一提压轴，必然是最好的。如果你说它是次好的，就有损现在大家对它的共识。比如，我知道过去来说压轴是次好的，现在别人一提压轴，我就知道这指的是最好的，这个字义已经有所变化了。
在进入正题之前，费这样大的篇幅，举这样多的例证来探讨两情——情景与情理问题，就是为了建立理解正题的平台与空间，在穿越历史隧道，洞察古人生活方式、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时，尽量摒弃当代的烟火气。礼制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制度，更要放在情景与情理当中考察。古往今来，不管超前或保守，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或逃脱环境制约、制度约束与时代观念。然而，变化是生活的准则，谁也无法阻挡变化。尽管制度并不能像立法者期待的那样一成不变，但变化的间隔远不如人情变迁那样迅速，因此，当把目光投向某一历史时段的人或事时，具体的制度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讨论历史文化的核心，实际上是在回首历史生活。现实中的人总是面临两难的冲突，一方面，自由意志的选择欲望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无处不有，制度法规监管一刻也不放松。因此超出制度约束放任个人行为，将会付出沉重代价，使社会绝大部分人选择在制度内生活。譬如，某项历史制度禁止的事情，当然不等于在社会上绝不曾发生，但是，违禁事件都是具体的，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相应的惩罚，公开违禁又没有受到惩罚，才能证明制度失效或特权现象。情景与情理的视点对于本讲正题的理解是极其必要的，在接下来的讲述中，将进一步列举古今价值理念之间的巨大荠异。
我讲了这么两点，下面咱们开始讲正题。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古代走上礼制的道路
这次和下次，我先讲礼的分类和操作，然后再讲礼制治国的模式，礼和法制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古代走上礼制的道路。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现在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和清朝不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谁也不傻，那些东西肯定比自己的好用，为什么就不能学人家的呢？
实际上，你是在按照现在的政府规模，来理解过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规模，大概是八九百万人，那真是一元化领导，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体化的程度是特别高的。而过去，明朝的正式官员是一万两千人，清朝是两万五千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吏的话，吏大概有六万人上下，也就是说，真正吃官饭的不超过十万人。正式官员只有一万多人，所谓正式官员就是有品级的。你想，用这么小的一个集团，来控制这么大的国土，还有这么多的人口，它只能用文化把这样一种统治来维持住，想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礼制节约了成本，而且它靠着皇朝承认的有限权威，来逐渐地用礼制来作为规矩和教化，使人们能够朝向皇帝集中。
中国人一直把德治作为梦想。至于孔子讲的，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看来在中国特别有用。“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特别强调。“礼”恰恰是构造起人的羞耻之心的工具，一个人有羞耻之心，也就是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有了羞耻之心，这个人就有救。如果彻底丧失了羞耻之心，也就只能依靠他律了。碰到行为语言不检点的人，北京有句老话说“这人真不知道害臊”。难于理喻时，就要说“别招惹他，臊着他”。
显然，社会为缺乏羞耻之心的人，有意制造了社会交往障碍，从而让他自我检讨，反躬自问，改变行为。不过这种以沉默或委婉敷衍作为羞臊的方法，只能对那些心存良知知道害臊的人才有用。而对那些根本不知道害臊的人，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之，还有可能助长他的气焰，把别人的沉默或委婉客套之辞当作认可或夸奖，愈发自以为是，愈发肆无忌惮。时下这类作风极为常见，似乎人们已经不能或不愿意分辨某些赞扬平和之辞的语气，明明是裹带微词的敷衍话或外交辞令的客气话，就能完全当作真实的赞美之辞成为自我吹嘘的资本，到处炫耀。礼就是为了树立个人羞耻之心而设立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要让他知道害臊。如果不知道害臊，也要通过外力灌注与强迫。
道德与法律同属于整理社会的范畴。对于个人社会行为而言，道德只能依靠舆论抑扬，一个人的行为再不道德，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又对他人的批评无动于衷，别人就毫无办法，而法律只能管那些犯了法的人，对于道德问题只能袖手旁观。显然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需要一种规范，训练人们的知耻自觉精神。西方以宗教献身与博爱铸造人们的道德精神，宗教与道德融为一体。中国古代以礼制的敬畏知耻训练人们的道德精神。礼制兼具统治与教化的功能，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起媒介，把许多本属于道德谴责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强制性规范标准，对那些超出道德又未构成犯罪的人实施温和惩罚与强制教化。不伴随惩罚的教化，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人们甘愿遵守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惧怕惩罚引起个人灾难而不得不接受的。
朝廷要维护君主权力的意识形态，所以，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州县，依靠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力推行皇朝主张的行为准则。只要日常反复宣教，真心实意地执行这些标准，并伴随着对背离标准行为的实质性惩罚，皇朝就可获得统治秩序化的效果。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行为标准，早已呈现程序化、教条化的特点。
礼制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中国人对于礼的情感和对于礼的敬畏可以说融入到血液当中了。礼构成社会评价、舆论的尺度，有了这种形式，就能对个人行为进行抑制，哪怕是心理比较阴暗或不被约束的人，也不得不在礼的形式下有所收敛，在公开场合行为比较规矩。礼同时又是实体的。为什么讲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是礼法社会，是以礼为主体的社会？就在于在礼制面前没有任何超越的权力，皇帝也不例外。
而且越是皇朝的礼，越是对皇帝有约束。现在人们对皇帝的认识，尤其受宫廷电视剧的影响，让人觉得当皇帝舒服极了，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历史上的皇帝，贤愚智庸各不相同，但能超越礼制约束的寥寥无几，而且大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华民族在礼制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当然其中的禁锢与自由、舒缓与快捷、血泪与欢愉、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让民族付出了代价。然而，两干余年的礼制痴心不改，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回首历史，礼制精神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近代以来，礼制遭到了重创，在西方输入文化的冲击下和现代化情结冲动中，人们似乎曾想完全抛开礼制习惯，然而，融在民族血液的思维传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立即洗去，转而全盘接受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习惯。西方把申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的传统礼教经过改造，带入现代社会？
有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走上礼制道路。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和众多人口与多民族团结。现在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和清朝不能把握契机迅速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谁也不傻，西方的器物肯定比自己的好用，为什么就不能马上学而致用呢？常有人抱怨当时的政府的眼光与能力，实际上这是在按照当代的政府规模与行政能力来理解过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规模大概是六七百万人，可以做到一元化领导，令行禁止，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而在前六个世纪，明朝有品级的正式官员只有一万两千五百人，清朝两千五百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吏员的话，明代官吏大概有六万上下，清代大概十几万，后期三十几万，也就是说真正吃财政饭的在五百多年间，增长了不过五倍。而人口从明初的六干余万发展到清末四亿，翻了六倍多，官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从中也可以清楚看出，依赖小农经济提供的财政，不可能快速超比例地扩大政府规模。试想用这样较小规模的行政系统来控制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皇朝，也只能用文化作为团聚的手段，保持平稳与一贯性，再想通过政府计划谋求发展的希望微乎其微。也不是政府不想扩充，而是农业社会提供不了扩充的财政基础。所以说礼制节约了组织社会的成本，通过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威，以礼制作为规矩和教化内容，使人们能够朝向皇帝集中，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皇朝的思想基础。政府也只有维持之力，而绝谈不上谋求发展与制定发展规划，统治的责任就是谋求安定。
因循守旧，贯彻祖制，依赖经验驾轻就熟，拒绝变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经验与历史惯例成为执政的原则。古代皇朝选择了礼制模式，依靠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承认的有限权威，诸如父权、夫权、族权、师权等，引领皇朝全体臣民能够朝向皇帝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