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选择新技术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最近风靡市场的“高精度”电视（HDTV）也就是数码电视的技术，确实是电视技术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对以前的电视播放技术和企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一技术，政府派了很多研究人员非常积极地参与，投入了很多很多钱，集中了很多大企业一起来研究，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强的国家干预。然后，就选用了一种标准化的环境，并且生产出了标准化的商品。
相反，美国的高消费的误区，使它和过去的电视技术发展方向与手段有很强的联系，所以，它因袭了过去很多公司的技术，在研究开发这个所谓高科技电视的时候，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而日本，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就有了基本比较定型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化的优劣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回头看看历史，标准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选择的机制更强大，因为有了国家的干预、国家的选择，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减少了中间资源的浪费，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标准化以后就没有人去探索新的方向了。对短期利益和长期的适应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歪打正着。事实上，美国工业界在“高精度”电视技术上的拖延和迟缓，无意间延长了“变异”的阶段，为发展更好的技术和标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如果变异程度过分，就会浪费许多资源。因此，必须对下一个阶段，就是选择阶段予以重视。选择阶段对产生变异的各种组织制度、结构加以去劣存优，保存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淘汰无益的变异形式。直截了当地说，宏观组织的适应能力，实际上就是以低层次组织变异和牺牲为代价的。选择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起合理的选择机制——学术界的学术评估系统，市场上的价格、质量竞争，从这个角度看都是选择机制之一。
在变异和选择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变异过分导致资源浪费，良莠并存；选择过早则限制了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从而限制了组织发展的适应能力。保存这个阶段是指经过变异和选择以后，达到的暂时的稳定平衡，具有优势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下来了。
我们刚才的讨论说明，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企业必须面临的，也是其他组织甚至宏观上的区域、社会也都会面临的。而我们以上讨论的战略对策，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上也都有着意义。
正视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下面，我总结一下今天讲座的基本思路。
企业和任何组织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效率和适应能力之间，本身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组织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付出了降低对未来环境发展变化的适应能力的代价。企业组织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企业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对效率的追求尤为迫切，所以，它们的长期适应能力尤其欠缺。而“松散联接”的制度使得大学组织与此时此地的环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对未来环境变化有着更好的适应能力。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企业的死亡率高，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严峻的问题。
我们做组织研究的学者，会特别关注组织内在机制可能产生的弊病和危险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不断地呼唤，希望大家能够正视效率和适应之间的深刻矛盾。
在我们追求效率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做法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悲观主义者。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可以有对策的。比如，鼓励低层次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允许变异阶段的充分实验，容忍甚至扶植组织内部的有条件的松散结构，这些都是提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但是，我们知道做出这些选择也都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是暂时的效率损失和低层次上组织的自生自灭，而换取的是宏观层次上的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每一个企业家、战略家和政治家都必须面临的抉择。
学者对话
李路路：
我原来做过一些关于私营企业的研究，根据平常的观察，类似海尔这样的企业，目前很成功，而且短期也死不了，因为就像甲A，不管赔不赔钱都是要办的。这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企业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包括前一阵报纸上讨论过的企业怎么发展的问题，从原来那个小企业慢慢发展起来，钱多了，人多了，就不知道怎么做下去了。青岛扶植了许多像海尔这样的大型企业，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们提出的问题都将是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这存在着一个怎么协调的问题。
然而，我觉得，更多的是组织结构该如何建构的问题，应该怎么适应环境，不断发展的问题。专业化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做得不好，但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组织的问题就超出了小范围内可以解决的范畴。
周孝正：
李路路教授说得很到位。“黑哨”的意思就是运动员踢假球，裁判员吹黑哨，最滑稽的是有一帮“假观众”。有人说，什么叫假观众啊？重要比赛的票是分配的，是任务，但是，需要武警一个方队来“压阵”，那些战士是有组织地去的，他们不是球迷。
所以，严格地说，有的球赛是一堆假观众看假球，裁判吹黑哨。这个多幽默。
刚才，周雪光教授从大学的角度去研究企业，我没到过外国，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在中国，企业要赚钱才能生存，大学是不赚钱的。因此，从办大学的这种风险性结构去获得生存，去研究企业，这样的比较是否可靠，可靠性多大？
我们讲大学和企业的比较，是一个思路问题，不是说大家的企业都要办得和大学一样，而是说这种结构有个特点，它有利于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的适应能力。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好的思路，但不是说大家就因此可以移植过来，或者鼓吹什么。学术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思路，就是在碰撞中让自己去想问题，去提问题，尽可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说，我现在是位行政长官，在这里下命令说，从此以后，企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下去，比如应该向大学学习；那么，我说话就非常非常脆弱了，我就不能变异了。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要提出一种思路来，让大家去思考。企业家愿不愿意听，那是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给我们这些学者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提出问题，鼓励大家思考问题，而不是强调我们说的都是对的，但他却不要听。
现场问答
中国的数字都是“神仙数字”
提问：
我想问一下周教授，中国现在刚加入WTO，在加入以前不是那么规范化地发展，就是你所说的非经济方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的发展速度比其他的国家高得多。中国现在的历史发展，正好适应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发展得这么快。而现在咱们去加入那种规范的体系，讲转型经济也好，讲发展也好，这两种模式都需要有一种代价。我想问，这两种代价是不是在加入的时候，为了某种更高的要求，而牺牲了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国营化企业与私有化企业相比，在综合体制等方面不是很灵活，是不是在适当增加私有化份额的时候，国家和社会才会更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周雪光：
我觉得，中国企业在进入wT0以后，面临一个崭新的环境，活动范围、挑战、竞争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是个好事，也可能是个坏事，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适应这个环境了。但是，我想组织研究开展这么多年，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一个组织，它和外在的环境交换的越多，第一它可以适应这个环境，第二它可以注入更多的活力。一个封闭的组织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即使它生存下去，也是没有活力的，是耗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wT0确实有压力，但可能是机遇。这是我从非常原则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你的第二个问题，意思是不是说，我们鼓励私营企业，便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
而我觉得，不同企业的不同成分融入，确实是好事情；但是，同类企业比如国营企业，也需要增加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这个原则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可以适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并不是说在一个相类似的企业里，问题就不存在了。
其实，在中国的企业发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3·15”打假，中央电视台给出数字，说去年全国拖欠工资367个亿。这是什么概念？在中国，月薪平均就算是200～400元，一年也就是2400～4800元。而367个亿，是多少人一年的工资？可能是1000万，就是说，我们有1000万农民兄弟，打工妹、打工仔干一年就管顿饭，一分钱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事？1000万人天天义务劳动，知道吗？只管饭，不给钱，严格说，他们这就是奴隶。最后，连到春节都不给钱。
在发达国家我调查过，如果你开公司，就得先把一笔钱存到银行，然后，这笔钱你就不敢动了，留着以后发工资，到点就得发，你敢拖欠工资，立刻就封你，没有任何余地。人家是什么钱都可以欠，银行的钱可以欠，就是工人的工资不能欠。可是，在我们国家竟然一年就欠工人367个亿！所以，中国的经济大楼呼呼地起。当然了，1000万工人在那里光工作不要钱，可不是大楼就起来了？哪个国家竞争得了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