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神时燔柴，这是远古以来留下的习惯，人们相信燔柴冒起的缕缕青烟能够建立与上苍对话的通道。第二程序奠玉帛，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跪进玉帛于案上，然后复位。祭天用苍璧，黑色圆形中间有孔，帛是丝织品，宽大约二尺一寸，呈卷状，功能类似民间的烧纸。第三程序进俎，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将供神的食品高举供上，然后复位。第四程序初献，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音乐奏起，舞蹈队跳起武功舞又称干戚舞，皇帝到神位前，跪奠爵之后，俯伏趴在坛面，这时读祝官高声朗读事先撰写好的祝文，朗读完毕，皇帝行三叩礼，然后复位，乐队照旧奏乐，再跳文德舞又称羽箭舞。第五程序亚献和第六程序终献的仪式与初献大致相同，只是不再读祝，舞蹈队不再跳武功舞，只跳文德舞，分献官、陪祀官开始随行礼。三献之后，第七程序饮福受胙。饮福受胙是示意性的，表示在祭天过程中，得到了苍天赐予的福胙。福胙只能由皇帝代表皇朝接受。皇帝升坛至饮福位跪下，奉爵官酌酒，奉胙官奉胙跪献给皇上。皇上接受爵、胙以后三叩首，站起来回到二层拜位，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第八程序微馔送神，典仪赞“微馔”，司乐赞“举乐”，皇帝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职司人员依次奉祝文、帛、馔、香，分别送到燎所，准备焚烧。第九程序望燎，典仪高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微下的供品投入燎炉。待燃烧至一半时，皇帝下坛回到幄次，换下祭服，乘舆还宫，祭天仪式结束。
从祭天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老幼体弱的皇帝是不胜其力的。皇帝要在一二层之间往返多次，又要频繁地下跪叩首，因此，如有身体特殊情况，派大臣代行也是必要的。
如果皇帝不能亲自出席，派大臣代行，仪式就不能完全仿照皇上亲临的模式。首先，拜位降到三层阶下，升降从西阶上下；其次，行初献礼朗诵祝文时，代行人只能俯伏于二层阶下，不能像皇帝一样停留在一层；其三，减去饮福受胙程序。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赐福，哪怕是皇帝指定的人也不能代替他承受。最后，望燎时退立西边。其他程序与皇帝出席一样。
祭天是要获得上天的启示与眷顾，表现皇帝代表天行政的绝对权威。王夫之说“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容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构成观念上的绝对意志。祭天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未经批准，不能行使。也许是赋予天的政治文化理念积淀太深太厚，人们难以摆脱观念习惯，只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其实中国人智慧，早已明白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不付代价的收益。朝廷千方百计地禁止民间祭天，铸就了人们畏天敬天信天的习惯，一方面，为朝廷政治秩序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政治危机。谁都知道，天可以赐予恩惠，同时也可以降临惩罚。反叛力量积聚也恰恰利用了天的启示这一手段，来反对现实政府，譬如晚明李自成以天示“十八子，主神器”为号召，表明自己是天选的代替明朝的人。虽然历朝都在祭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智慧与物质财富，却不能保证皇朝永固，不被他人取代。
明朝中期以前，祭天时，由坛门外大次通往圜丘的路上铺满了席子，祭天君臣要脱鞋行走于上。皇帝临坛，人幄次，脱鞋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官和分献陪祭官皆脱鞋于大次外面，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跣袜就位。祀曲完毕，下坛穿鞋。
此礼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革除。
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说雍正皇帝夺的是皇十四子的位，民间好多人特别相信这个，通过这个祭祀，你就会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发现了康熙皇帝的满文遗诏。当然，现在也有人会怀疑啊，遗诏雍正皇帝也可以造假，遗诏上都是满文，雍正皇帝也可以用满文，但是有些东西，出席的人和没出席的人，是造不了假的。雍正皇帝的皇位来自于皇十四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就有皇子做大将军的先例。你不光看到皇十四子做了抚远大将军，觉得那是康熙皇帝对他的重视，其实，康熙时代康熙的哥哥，比如二哥福全、五哥常宁，一个做抚远大将军，一个做安北大将军。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死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崩于康春园。当年的这个冬至日，据记载，康熙皇帝曾经在他死的前五天，命令后来的雍正帝，也就是清世宗，当时叫胤稹，是雍亲王，代他到天坛祭天，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代表皇上去祭天，和皇上派一个大将军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康熙皇帝命令皇十四子做抚远大将军时，是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六十一年，抚远大将军从西边回来过一次，康熙皇帝又让他回去了。你别忘了，过去人的寿命和现在人的寿命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医学非常不发达，人只要一感冒就可能死。所以，过去为什么五十岁就称老夫，道理就在这里。清朝也好，明朝也好，皇上活过五十的并不多。清朝皇帝过五十的是不少的，明朝皇帝大约过了四十就死了。所以，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他能够让一个他想传位的人去西宁吗？这与中国文化不相吻合。
对祭天，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祭天时皇帝可以不出席，可以由潜官代祭，但是，潜官在代祭的时候刚才讲了，皇帝在二层，潜官在三层，然后“迎神”到第一层上去，怎么去？刚才讲的皇帝走东边这个道，潜官代祭的人走西边的道；另外在“燎炉”的时候，在西而且往后，别的都一样，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丝毫不能弄错。
祭地和社稷的礼仪
祭地是在夏至，阴历六月二十二日，大致也是这么一个程序，但是比这个程序少，比如不燔柴。所谓不燔柴是什么？就是祭地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瘗坎”，先把那个东西埋了。祈谷的日子就是正月“上辛日”，这个日子是变动的，它不会像夏至冬至，因为夏至冬至它是节气。就是说地球绕太阳一周，中国人对太阳旱有认识，节气就是将一年这时候分成二十四等分。所以，节气永远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二十二日都是冬至。正月也就是“孟月”，上辛日是阴历的第一个出现“辛”的日子，所以，后来在嘉靖时候认为，如果上辛日在正月初五以内，为“上辛日”。一个“上辛日”是十天，我可能讲得有点绕嘴，因为现在中国记事法，它不用这个法子。
大家可能知道算命的所谓“八字”，所谓“八字”者就是生年、生月、生日、生时。那为什么叫“八字”呢？这是因为年是用干支的，月也是干支的，日也是干支的，时也是干支的，所以这种记事法是干支法。这点很清楚，一个“辛”日就是十天，因为“干支”那个“干”就是十个的意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如果在正月五日之内，那就是“上辛日”，这个第一“辛”日，可能就是正月初三；“次辛日”肯定就是正月十三，这个是所谓祈谷。尊庙的时间是祀孟，所谓孟，就是咱们过去讲的记月法。孟、仲、季，孟实际上就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即每一个季的第一个月。孟就是一，仲是二，季是末。
太庙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次正式的祭祀。因为太庙是先祖之庙，所以，国有大事必须要告庙，就是说，告庙者随时都可以进，如果没有这种告庙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回。然后祀孟月，等于月初然后岁末嘉吉。这个“嘉”过去有一个字叫“地”，“地嘉”过去是连用，但是在清朝没有地祭，只有嘉吉。为什么，因为地祭，是祭远祖。就是说“嘉吉”祭五代之内的祖，有时候远祖缥缈，考证不出来，最后只能是虚问一下，所以，有人认为虚问一下于礼不公，所以将这个“祭”去掉，是没有这个。所以，尊庙的“五祭”你就记住，这个岁末之祭，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过的那个。过去有一句话：不祭祖父不过年。现在，可能诸位年轻人不明白了。
过去中国人的除夕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祭祖，把祖宗祭完之后，才能过年。这个从皇上家，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尊庙。
我刚才说的国家的皇帝亲自出席的五种，已经介绍了四种，还有就是社稷。每年二月与八月的上戊日在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也是朝廷必不可缺的大祀。社稷坛在天安门西边，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祭社稷是皇朝祈祷普天之下物阜民丰的祀典。社稷坛上的五色土象征着皇朝各处所有的耕地，而非人们寻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含义。古人认为：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
所以祭社时必然要同时祭稷，种植物与土地是人类生生世世须臾不可离的。《山堂考索》说：土爰稼穑，其本一也。是则社稷之祭，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如此。
农业立国的时代，人们最关注耕地和耕地上作物的生长与收成状况了，极为惧怕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自从人类有了农业，就一直祈盼年年五谷丰登。设坛祭社稷之神是通行全国的制度，都城以下，府、州、县皆立社稷坛，坛制仿照朝廷社稷坛式样，宽度减十分之五，高度减十分之四。明代之藩宗室诸王还要设王国社稷坛。清代废除了宗室诸王之藩制度，所有王公都于京师建邸，府邸内也不再建社稷坛。
古礼以为天子应有三社，为群姓而立者，为太社；其自立者，为王社；还有所谓胜国之社就是亡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汉高祖以后，朝廷只在京城设立太社太稷举行祭祀，不再建帝王的“王社”和上一皇朝的“胜国之社”，明初亦复如此。至嘉靖年间，世宗对古礼发生浓厚兴趣，因此，在京师之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坛庙，其中就有帝社稷坛。帝社稷坛属于皇帝自立的“王社”。
通常用社稷代表国家，从行政上讲，朝廷以至省府州县一体化，社稷坛遍布全国。
在地方上，府、州、县都建设社稷坛，到时候地方长官率领从属祭祀。这一祭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说来也不奇怪，只有各地都物阜民丰，朝廷自然安定。祭社稷不像祭天那样仅属于皇帝专有，民间乡村祭里社也非常流行，一直流传到近代。“里社”一词源于明代户口的里甲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下分十甲。明太祖时定制，每里设立一处社稷坛，祭祀五土五谷之神。里社即是人们常说的乡社或春社，在民间历来是一件乡土社会的盛事。
除此之外还有中祀，还有群祀。中祀里面比较主要的有先师庙、历代帝王庙等等。
日月坛在明朝为大祀，清初降为中祀。先师庙就是孔子庙，清朝光绪年间提升为大祀。
历代帝王庙，明清一直都是中祀，祭祀的是历代有为的皇帝和名臣。从而表现历朝之间的政治传承，也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在日月坛，祭日是在早晨八点，叫卯时；祭月是在晚上八点，叫酉时。祭日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红色的，祭月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白色的。祭日是隔年祭一次，甲乙丙丁，要逢甲的那一年祭，然后隔一年祭一次；祭月是三年一祭，两年不祭，逢戌丑辰年祭，也就是十二年祭四次。祭日是春分日，祭月是秋分日，所以两至两分正好将一年分成四个等分。
至于小祀、群祀，皇帝肯定不出席。明清时期北京的庙宇林立，如火神庙、土地庙、马神庙、关帝庙、药王庙、三官庙等等，有些是官办的，有些是民办的。这些庙都属于祭祀祈福的范畴。严格地说，类似的庙宇与宗教寺庙不是一码事，祭祀表现得更多的是崇敬与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热情与宗教献身精神，因此神庙的性质与分类，在民间没有太大意义。善男信女逢神必拜，而跪拜的神灵与神灵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祈福者所关心的。
人们建造一座城市，居住生活在这里，当然希望河山永固，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京师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本地。但是，无论朝廷还是民众，谁也不会完全相信，修建几座庙宇，祭祀供奉多位神灵，就能保证城市与皇朝从此远离灾害。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疲？其中深义，值得玩味。实际上，礼制神庙性质的建筑，从来都是凝结情感与情感宣泄的复合物，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对神灵奉祀来表达自身的各类希望，同时，用神灵来警示人们的安全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估价和时代心态，在不可抗拒的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之际，仍然满怀能够随时获得解救驱除灾难的希望，因而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自然想到神灵的眷顾。政府热衷于修坛建庙定期举行祭祀，除了显见的如政治等功能之外，同时也可以在灾害发生时逃避救助不力的责任，把灾害归结于不可抗拒的上天惩罚，让人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过多地责难政府。
实际上，人们虽然随时可以产生畏惧失去、畏惧灾难的心理，却不可能永远地保持精神警惕，只有灾害降临时才是如此。一旦灾害过后，人们的紧张心情很快就会放松，那种期待神灵保佑的迫切需求也随之远去。中国人对待神灵的实用态度与对待宗教一样，完全要视情景、境遇而定，不能保持连续一贯的态度，但取所需，往往是临时抱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