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两个例子。陕西省×市有一个姓张的孩子，21岁，初中文化。这个人在1999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采访他时，他说：“如果没有周律师，我就没有今天，感谢周律师给我打赢了24万块钱。”当时，这个钱还没执行，在开庭过程中，对方律师是个广东人，在庭上对我进行了极大的人身攻击。当赔偿款执行完后，他拿了钱一拍屁股跑了。我说，作为一名律师，打工者受害，我为维护他的权益打官司，现在我受害了，我也要讨个公道，我也该依法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呀！我就到陕西×市法院起诉，法院通知我交2450元诉讼费，我先支付了2450元诉讼费。法院后来告诉我，他们找不到张，所以，我的起诉他们判决后根本没法执行。他们也是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第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有个女孩子到我那儿请我帮她打官司，她自己说是重庆南坪人，她断一只手，当时龙岗区法院判赔偿金是68000元，她不服就委托我来打官司。一审法院判决的数额，我不收她的律师费，也不预收钱。我在市中级法院把五级残废纠正成四级残废，最终判了18万元。我在市中级法院给她打赢了官司，她拿了钱就跑了。由于她进厂是借江西人的身份证，以江西人的名义打完了官司，现在我连她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我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另外，我还讲一个更不好听的例子。有些断手断腿的人，他们宁愿拿钱去包二奶，也不给我律师费。我认为，我们民族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一个人不讲良心，还谈什么道德法律呀！法律只对讲法的人起作用。不讲法、不重视法的，法律起不了什么作用。作为律师，我帮你把官司打完了，我收合理的费用，这是正当的，符合法律规定的。1997年我打官司打到哭，有时连饭都没得吃。我在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有一天我们要出门打官司，掏空了口袋，我们三个人只拼凑了三块钱，无奈之余，只好出去向他人借了100元出门打官司。这些情况他们有些人（当事人）都看到了。我给你们讲一件很真实的事，1997年8月份，因告政府的行政案件，政府给我施加压力，要没收我的律师执业证，我就再次状告政府违法行政，我真正感觉到身心疲惫！
由于我是重庆律师，咱们国家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当地政府拿我没办法，否则也早把我的律师执业证没收了。人家说，在广东有三个人专门为打工仔打官司，其中一个姓杨，是四川人，在执业过程中已经客死他乡！人家说四川人最侠客，但他没我聪明，他来到广东就加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总是替打工者打官司，被当地政府把律师执业证收了。杨代理的案件，打工仔也是打完官司不给钱就跑了，他感觉很苦闷，就老喝酒，1999年11月喝醉了被车撞死了。另外还有一个姓廖，他也是四川人。他是为打工仔讨工资，他办案流动性大，用别人的话说他拿了打工仔的钱跑了。
有人曾经扬言：杨死了，廖跑了，我看你周立太还能撑多久？
但是，我又撑过了一个世纪！
不是无法可依，是有法不依
我到深圳打官司，其初衷既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出名。我认为我周立太的出名，是因为千千万万打工者断手断腿是政府漠视打工者合法权益的结果。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当事人的情况：他们均是15岁到30岁不等的青（少）年，均是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湖南、陕西、安徽、河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外I等省市。
他们发生工伤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但是引进的有些机器设备在台湾等地都是已经报废的机器，设备非常陈旧。我代理的一件工伤赔偿案件，法院在执行中查封的机器设备居然是20世纪20年代的。
第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从事机械操作行业，应该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打工者几乎都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
第三，企业总是强求打工者长期加班加点，他们一般正常上班都是十四个小时以上，加之打工者的生活水平差，吃的菜里几乎没有油水，工人的身体素质降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第四，是政府监管不力。当地政府认为我们劳动力的市场是供大于求，引进一个老板不容易，保住了一个老板就保住了地方财政。我们有的法官在法庭上就公开对我说：“周立太，都像你这样打官司打下去，我们的电费谁来交。你一个断手案子老板就赔二十万，老板都跑了，整个东莞的外商都跑了，我们法院的财政收入不保！”他说，“你赔得起吗？”这反映出我们政府在执法上一种严重错误的思想倾向！
我到劳动局求见局长，他不知道我就是周立太，对我说：“我们对付打工的有一整套办法，打工仔来了，我们就让他们到劳动站，让他去政府的信访办，一过六十天的时效，我看他怎么打。”
另外，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现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是有法可依的，只是在执法中政府往往不依法办事。我们老百姓最守法，老百姓（在公共场合）吐口水，罚五块，再不行就拘留你。但是，政府执法不依法又怎么样呢？
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发生工伤必须先经过劳动仲裁，而后才能向法院起诉。然而，事实上我们的基层劳动仲裁委员会大多不受理打工仔的案子。为此，我在深圳多次状告这个部门。在全国其他地区情况也是这样，我在四JII宜宾有个当事人姓周，1983年因工出差，不幸发生工伤，当地政府不受理他的工伤申请，拖了很多年，家境非常凄苦，老婆几乎要与他离婚，生活无保障，委托我打官司状告当地劳动局后，他才获得工伤赔偿。
另外特别值得一说的，上海市是所谓的国际大都市，因为一件案子我去了上海，觉得很遗憾，遗憾在哪里？我国《劳动法》出台以后，国家劳动部制定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上海市没有对此制定地方性法规就应当按照劳动部的规定执行，然而上海市却另外针对外地人做出专门的歧视性规定，外地劳工工伤就只赔5万块钱。这让我感到十分的莫名其妙！
上海是个很进步很文明的地方，为什么上海对外地劳工要做成这样？福建省出台了工伤保险地方法性规定，厦门市社保机构又有自己的规定，如果是二级残废，外地人只给8万，而当地人给40万，这些规定合法吗？社保局是工伤赔偿的管理机构，它既充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充分说明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
上个星期，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处长算了一笔账，一件工伤赔偿官司要打4年。首先，如果劳动局行政部门不确认工伤，我该怎么办？我就告你行政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