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周立太（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主持人：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谭 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劳工项目负责人）
评论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策划人：李楯
时 间：2001年2月10日
现在开讲
从普通农民到知名律师
首先，我感谢老师和教授给我这样一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同时我要声明两点：
第一点，我到这里来不是讲课，只是在此与大家共同学习、互相切磋；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我是个小学生，在座的大家都是老师，我可能会有说错的地方。同时因为我是重庆人，讲的普通话又不规范，因此大家可能有些地方会听不太明白，讲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海涵。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从农民到律师的个人成长经历。我出生的家庭十分贫穷，是重庆市开县一个普遍农民家庭。我父母亲共生了兄弟姐妹六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我只上了小学四年级，1974年我怀着梦想去西藏当兵，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武装一切，我们都立志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我在西藏当了三年的兵，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磨炼了我的意志。1979年从西藏复员回到重庆。1980年，我去了湖南省安乡县的砖瓦厂打工，在此期间自学法律。1983年回到开县，被县司法局破格聘为法律工作者。1986年我国举行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我经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在重庆市四方律师事务所执业，现为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这就是我从农民到律师的这个简单的成长过程。
由于我们开县是个农业人口大县，以前盛产柑橘，农民的生活相对富裕，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柑橘品种的淘汰，过去1斤柑橘可以卖一元钱，到后来只能1斤柑橘卖二角五分钱，已经远远跟不上生活水平的发展，都想出去找碗饭吃，因此流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农民有20万到30万人之多。我在1995年之前，也先后数次往返于珠江三角洲和开县之间，为那些外出务工的老乡打一些断手断脚的官司。根据我们国家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的差旅费由当事人全额承担，当事人的负担非常沉重，在短暂的时间里，当事人一般能获得几万块钱就回家乡去了，根本无法长期呆下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求得合理赔偿。
1996年5月1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到了深圳，办理一件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工伤赔偿案件。我先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1996年3月7日，重庆开县南门镇的徐昌文、赵碧夫妇，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玩具厂工作期间，下班时不幸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徐昌文夫妇双双死亡。事后，徐昌文的父亲委托我来打这个官司，我们通过调查证实，徐昌文夫妇确实是在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的。
根据我国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行办法》及《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在上下班时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者，除享受交通事故赔偿以外，他还应享受工伤事故赔偿。然而在办理此案之前，深圳乃至全国均是要么按交通事故赔偿，要么按工伤事故赔偿，都没按这个规定进行交通事故及工伤事故赔偿。当时，我在深圳就徐昌文夫妇案件打了三个月官司，这个案子获得香港肇事方赔偿的13万，社保局和厂方赔了20多万，总共赔了30多万，在深圳造成了极大影响。原因是什么？
在深圳当时有几百万外来工，每年的交通事故及工伤事故数以万计，此先河一开，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福音。
1997年1月，我受理了第一件断手工伤赔偿案。当事人姓彭，是四川省人，他在深圳市宝安区一个玩具厂不幸发生工伤，右手臂不慎被机器轧断。这个玩具厂的厂长是深圳市委副书记的弟弟。我接受彭委托后，向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仅裁决赔付33101．25元。对仲裁委裁决的33101．25元我需要解释一下，33101．25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以区人民政府的批文为依据，根据1993年度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79元作为计发基数，以《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计算公式得来的。然而，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伤残者的工伤待遇应当以上年度（即1996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计发基数。
我对这个裁决是不服的。第一，《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是全国人大授权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我国《劳动法》第7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区人民政府的批文不能作为伤残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法律依据。第二点，工伤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现，它不同于商业保险，属于国家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险种，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是其法定职责，否则，伤残员工的所有伤残待遇就应当由用人单位全额承担。同时，宝安区仲裁委未能裁决赔付假肢更换费，不利于充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在处理彭的这个案子时，广外l、深圳均没有判决假肢更换费的先例。我们坚持认为：伤残劳动者安装假肢的目的，就是对其日常生活和工作起到辅助的作用，同时，假肢因使用的磨损到期一定要更换，如果不更换就违背了我国《劳动法》70条规定的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目的和意义。因此，我们在法定期内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宝安区法院一审严格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以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假肢每4年更换一次，换至70周岁，判决一次性赔付178000元。被告方仗着在市里的关系网，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了上诉。这在深圳乃至全国都引起极大反响。
与深圳地方政府的法律对决
从1997年到现在，我先后受理了600多件工伤赔偿案，其中有200多件案子是状告深圳龙岗区、福田区、宝安区、罗湖区等区社保局的工伤赔偿行政案件，另外400多件是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200多个行政案件，一400多次将深圳各区的社保部门推向法庭。从1997年到现在，所有了结的案件均得到了17万到30多万不等的赔偿额。其间为什么有30多万的判决，又有17万的判决？这是因为人的年龄大小不同，赔偿的年数不等，假肢的价格高低不同，因此就决定了每一个人赔偿总额的不同。
从1997年到1998年8月份之间，因我所代理的状告社保局的行政案件，深圳宝安、龙岗区社保局连连败诉，我及我所办理的案件被全国新闻媒介频频曝光。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设立的经济特区，全国人大授予深圳市人大部分立法权，1992年深圳市人大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复函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明确指出：非特区的龙岗、宝安两区仍执行深圳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规定工伤保险费的征收及赔付基数要逐年调整。然而，深圳市有关职能部门历年来均未对此做出调整，均是按照1993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79块作为计发基数。而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在逐年增长，1994年是1025元，1995年是1209元，现在是1726元。政府部门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为了引进外资，保护地方财政。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如果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就得由市财政补贴。对工伤保险费的征收及赔付基数不做出调整，是为了避免社保机构及用人单位尽量少赔付伤残员工的伤残待遇，牺牲了法规、牺牲了工人的利益！
据深圳有关官方资料统计，仅宝安、龙岗两区，每年断手、断指、死亡的工伤案件就有近两万件，这还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统计数；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通过劳动仲裁及私下了结的案件根本无法统计。法院判决行政案件不直接判决赔付多少钱，而是限令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处理，法院如果都按照我所代理的案件这样判决赔下去，市财政就要破产。最终，法院以社保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社保局败诉。
他们为了应付我周立太，也为了应付那些断手、断腿的伤残劳动者，市政府于1998年9月召集市社保局、劳动局、统计局，由市政府组织开了一个协调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一个对市社保局的复函，将原来龙岗、宝安两区赔付的基数679元下调成571元，1997年的工伤事故，龙岗、宝安两区按照571元赔，深圳特区就按1378元来赔。当地政府错误地认为，我降低了赔偿标准，看你周立太还打不打官司，过去是331 02．25元你说我政府错了，那我将原来的标准修改得更低，即使你官司打赢了，也只能得到28764块钱。
我认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复函有以下错误：第一，违反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适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第二，《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龙岗、宝安两区与特区内执行两个不同的赔偿标准。第三，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该复函违反了“立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解释，不得与原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抵触”的规定。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对社保局做出复函以后，社保局以该复函为依据，以571元作为计发基数重新做出处理决定，将原来赔付的33101．25元降为28764元。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法院起诉，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64个当事人，一年多以前经深圳中级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判决全部胜诉。到2000年1月28日，仍是深圳中级法院行政庭同一合议庭成员，在该院第四审判厅判我的当事人败诉；另一方面，政府以及法院的有关工作人员在隔壁的第五审判庭，把200多万元应当赔付给伤残员工的伤残待遇，都付给了我的当事人。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在于：第一，政府认为官司输给我和打工仔没面子；第二，我把钱给你，看你还打不打。
通过以上的案件，我有以下的感受：第一，我感觉困惑。我从1996年5月1日就开始办理工伤赔偿案件，因为通过打官司要赔出更多的钱，被很多企业老板痛恨。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理解。我去宝安区一家劳动站办案子的时候，站长见我是专门为打工仔打官司的，他把水给我倒了，不让我喝。这种事我遇到很多，但我这个人不在乎，我认为他看不起我，我还不一定看得起他。
第二，我代理的官司面对的是庞大的政府和老板财团，而我的当事人都是没有吃没有住的，双方势力十分悬殊。按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因工伤残了，不能解除劳动关系，但现实中深圳一年要断一两万只手，他们几乎都被赶出了工厂。这些人没有吃没有住，没有生存条件，还怎么维权呢？到现在为止，我收留过一百多个没有吃没有住的人，与我同吃同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现在和我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十多个人。
第三，这种工伤赔偿案件是一般人不愿意受理的。其一，这类案件时间周期长，按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一个工伤赔偿案下来，你就要打四年。其二，办理这类案件费力不讨好。其三，虽然我曾经也是打工仔，我觉得中国如今打工仔这个群体是既可怜又可恶的。所谓可怜，是指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都是来自贫困山区，将来要成家立业。他们因工伤残，身心受到极大摧残，非常可怜！在没钱、没吃、没住的情况下，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交给我，我收留了他们。那么，他们可恶到什么程度呢？2000年1月28日那天，深圳中级法院判社保局赔出200多万元赔偿款，全部通过银行汇到当事人的家乡，除了两个人给我几千块钱算作付了律师费，其他人一分钱都没给我。我在深圳打这种官司，当地司法局曾经没收过我的律师执业证，当地政府应付我的种种办法都搞过。我为了办好这些案件费了多少心血，承担了多少压力！
身为律师，我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另外，从1997年到现在为止，我代理的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已经有30多个人受别人的挑唆，得到赔偿款后没有支付我一分钱律师费就跑了。
我给他们打官司，供他们食宿，他们有时生病了，我还要背他们去医院治疗，他们向法院起诉的诉讼费我垫付数万元，最终他们背叛我，跑了，我感到这种人十分可恶！
这些人受伤以后，他的身体受到伤害，心理上受到打击，压力很大他们怕打不赢。我呢，为他们打官司后，他们跑了，我最终成了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