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刘金云（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主持人：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评论人：金灿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苏波（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郑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生）
策划人：李 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时间：2002年9月21日
现在开讲
关于“9·1 1""事件，我们的四个假设．
首先向各位表示感谢，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虽然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但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还是中国人。大家能够用节日的时间到这来听我讲一讲，我感到非常荣幸。所以，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
现在我就开始讲一下，我做的有一些图示，主要是为了我在讲的过程中需要。首先就是这个事件，引起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人们的关注。而且就在今天早上，联合国把9月11号作为一个国际和平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希望没有战争啊1 9月21日——今天，实际也是根据这一事件，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可想“9·1l”事件影响之大。那么，我今天要讲全不可能，因为“9·11”事件造成的影响范围太广、太深刻了，我今天不可能都讲，我只能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做的一个跟踪性调查。这个跟踪性调查的主要研究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公众在“9·11”事件以后态度、行为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9·11”事件是否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一些态度和行为。我只能讲这么一个特别方面的问题。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这次调查和关于我们的一些情况。很抱歉，我用的都是英文的材料，因为我来不及把它打成中文。首先是我们研究的假设，你要做一个社会调查，首先要有一个研究的假设，一个调查题目，一个研究题目。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假设，也就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四个感兴趣的方面。
当时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说起来就像一个故事一样。“9·11”事件发生是在上午，下午，我们研究院的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感到非常震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当天， 的下午，我们一些研究人员主动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研究院下面分四个研究中心，一个是调查研究中心，一个是人口研究中心，还有一个是政治学研究中心，还有一个是心理学研究中心。不同研究中心的人，有研究社会方面的，有研究心理方面的，有研究经济方面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坐到一起。我们作为在美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搞社会科学的研究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应该做些什么？
其实，我今天讲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同样，在我们国内，搞社会科学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比如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等。作为研究社会的学者来讲，对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贡献。我们的特长就是做社会调查，就是想用社会调查的方法，这样定量分析的方法来测度一下，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对美国社会、对美国公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对美国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另外还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社会研究院所作的这些调查，纯学术的，就是为研究而研究的比较少，大部分是为了政策而研究，也就是说它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的结果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是能不能影响，那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我们假设有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9·11”事件确确实实在美国公众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使很多人有非常严重的恐惧感、震惊，首先是震惊，其次是感到恐惧。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说得不太客气一点，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吓破了胆。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来讲，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近代史，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没在他的本土打，没有见到这种真正战争的场面，除了珍珠港事件，那还是在远离他的本土。那么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死亡的情况，而且特别是有这个现代的报道，从电视不停的重播，从上午快9点钟，第一次撞世贸大厦开始，重播就是不间断的，不间断的一遍一遍一遍，整整一天的时间。所以，让任何一个人去看的话，在心理都得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你才能不停地去看，整个这么大的两座巨大的建筑，它的倒塌，这么多人的死亡。所以，我们感觉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公众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们这个恐惧感，在短期内，甚至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消失掉的。这是我们第一个假设，想通过我们的调查，看看这一点假设存在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一点对将来的政策，对布什政府现在所推行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关于这个，后面我要讲到。
第二个假设就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成立以后，采取了一些方法就严格限制了很多美国公众以前认为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民权。比如说可以任意来监听人们的电话，可以把人拘留起来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他的嫌疑人，就是说与恐怖事件有关的嫌疑人进行拘留，这都是违反正常民权的。那么对这一点，美国公众能不能接受，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经常讲民权、人权。从我生活来讲，他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而是它确实在美国公众内心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民权、人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通过反恐的一些措施以后，他们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点美国公众能不能接受，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多长时间能够接受，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研究的关键的一点。
第三点，在“9·11”事件之后，对一些特别群体、种族群体，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尤其是阿拉伯这些国家，采取了很多特别的措施。比如说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学生，他们可以被找到移民局、国安局、FBI去跟他们谈话。只要是有地址，他们都要通知的，而且必须要去，这里面还牵扯这些附带作用，通过这些事情以后，他了解到这些学生，发现好多学生签证都过期了，那么在FBI调查之后，就通知了移民局，移民局就把这些人遣送回各个国家。同时最近有一项新的规定，就是凡是中东国家的，他列了一个名单，都有哪些国家，只要进入美国，在入境的时候，跟别的国家的人不同，他必须要按指纹。这是一个对人格的侮辱，对不对？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只要有正当的文件可以进入，这些国家的人即使你有正当的文件、正当的理由，你在通过了以后还要把指纹留下。所以，这也是对这些群体的一个看法。另外，还有一些个别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9·11”事件过后不久，有一些加油站，中东人开的，这是很个别的事件，不是很普遍了，很个别但是发生了，就在那边用枪把加油站打碎了，里面的人就被打死了。就是说，这种情况有一种民族情绪在里面，这种民族情绪到底有多大？它将来对美国公众的政策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第三个希望研究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我们研究院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美国公众消费心理的指数，这是每周做一次。用电话采访的方式，在全美国大概是六百到八百个家庭，进行这种跟踪性的调查。这个调查是每周一次在《华尔街时报》上公布的，就是大家经常比较熟悉的道琼斯指数啊等等，这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晴雨表。那么，我们这里边做这些指数的教授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他们就想看看“9·11”事件以后由于公众安全感受到了影响，这个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对经济发展的态度。
为什么必须要做跟踪调查
这是我们主要想研究的四个假设，也是四个想要研究的课题，这是第一点。我们先要研究的设计和假设，下面就是我们这个调查。因为我们是搞社会调查，抽样调查用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所以我们叫做抽样的设计。这个设计在国内相对来讲比较新颖一些，这个方法在世界上已经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在中国用这种跟踪方法做调查的，还是相对少一些。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跟踪调查，英文讲叫trail study，它是选择一组调查被调查对象，随机抽取的，过一段时间再做一次调查，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或者是两三年。再一次总是对这一部分人，这个被调查的人群不改变，所以这就叫做跟踪调查。为什么说我们国内的社会调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到现在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内做的调查不计其数，非常非常之多，但是作为一种真正的跟踪调查，还是凤毛麟角，原因在哪儿？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费问题。因为这个跟踪调查，就要下一次还要找到上一次那个调查的对象，这里面就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第一次调查的时候，你居住在，比如说咱们以北京市为例，居住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居委会；过一年以后我再做调查还想找到他，有可能这个人就搬家了，尤其是现在北京市建筑搬迁的情况比较多，这样你要再把这个人找到，你这个调查经费就要成倍的成几十倍的增长，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经费的原因使得这个跟踪性的调查相对少一些。这是在国内。
在国外用的是非常普遍。我们这一次设计就是准备采取跟踪的调查。时间就选择在，第一次是在“9·11”事件以后一个月之内，第二次调查正好是在“9·11”事件半年的时间，第三次调查恰恰是“9·11”事件接近一年的时间，跟踪做了三次调查。
我们这三次调查，从第一次开始的时候调查，第一次调查是’752人，选了900多人，最后能够调查到的是752人。在座如果是做社会调查的都知道，就是说访谈率不会达到百分之百，很难。
在中国有个特点，中国实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我们这个访谈率也非常高，有时达到95％，那是我们很引以为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调查不断开展，访谈率也在逐步下降。在美国，比如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希望保持在70％左右，这是我们很大的期望，这次基本是保持在70％左右。从一千多人的调查设计最后取到70％左右。国内现在也是，比如说在北京市做了一个，每年做一次北京市地区的调查，这是从1995年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已经7年了。这个调查从一开始1995年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80％的访谈率，到现在去年就只有67％。
这个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现在搞调查的越来越多，有些是搞社会调查，有些是搞市场调查。搞得多了以后，就把公众接受程度下降了。因为经常有人敲门或打电话，来问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这样就会使人们的接受能力下降。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不是由于我们哪方面做得不好，它是很自然的现象。
那么在美国，比如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因为我讲的时候除了“9·1l”，社会学系还有他们的研究中心，我就顺便把一些方法的东西谈一谈。像我们要是要保持比较高的访谈率的话，我们除了正常的方法，还要采取一些物质刺激的办法。现在有些调查研究，有些调查项目，比如说给他20美元、40美元，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调查给20美元40美元，最高的能够达到100美元，就是做一次访谈，电话访谈。我一开始就跟他讲我要做一调查，这个调查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比如一个小时，调查结束之后，为了表示对你的合作的感谢，我们准备给你寄上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就是用这种方法，这样很多人就感觉很容易接受，这一个小时100美元差不多。他愿意给你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同样感觉到的还是经费问题，你要想做得好，没有一定经费投入就很难了。所以这也是一个调查方法上的问题。
第二次调查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中旬。第二次调查做跟踪调查，比第一次人数要少，因为第二次选的，样本选取不能是第一次的752人，不是再多了，就是必须是这752人，不能再多了，从752人再继续做第二次调查。这个时候再加上他的拒访率，或者有人是拒访，有人是不在了，有人到别的地方找不到了等原因，我们第二次从752人里面又找到613人。为了补充我们的不足，这也是调查方法的问题，就是说样本量太小，做分析会受影响，同时再加上一些新的样本，我们加了151个新样本。这151个新样本，不是我们第一次调查当中被调查的对象，而是我们第二次新加的。这部分人就不能做跟踪比较，在跟踪比较当中这部分人是不能进入的，而只能做这一次，就是第二次里面一些综合的比较。第三次的，我还没有把它写上去，第三次人就更少了。
第三次我们只调查到460人，这是从613人里面进行调查。所以你可以看第一次从752到613到460人，就是这样递减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