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教学中也是这样的，学生不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等着教授往里灌，学生走进课堂本身就带着日常生活的印迹，还有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教师跟学生之间也是互动，是不断对话、不断交流、不断互动的关系，大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社会学家。要把你这个问题加进来，不光是社会学家是为谁的，做什么的，而且社会学家是由谁来做的，也许你可以根据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
我对国家和市场没有信心
提 问：
非常感谢麦可·布洛维教授的精彩演讲，我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有一个问题很想知道，在社会学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情况下，社会学应该如何去发展？刚才您所谈到的应该已经给出了答案，我想知道的是，您现在是否想过用其他的办法，突破传统社会学所面临的发展的限制。我觉得这个对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麦可·布洛维：
我的回答是：没有其他办法，因为在这个时代，当国家和市场勾结起来的时候，大众是无法和国家和市场直接对话的，只有靠大众直接对话，靠谁来连接呢？有一部分人就是我们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和大众交流，比如说专业社会学家、政策社会学家，等等。这些社会学家用不同的方式和大众交流，建立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因为我对国家和市场没有信心。
公共社会学在中国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提 问：
我是李建军，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我提供的两个观察，希望两位清华的教授评论一下，同时也是提供给麦可·布洛维教授的。来到中国以后，他这个公共社会学可以放到一个比较的角度去看。要搞实践，公共社会学在中国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和观察是，一提公共社会学，已经有一个假设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在中国“公共”的概念很有疑问。找谁来讲公共社会学，在国内，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究竟里面有什么内容，或者是我们应该把社会学带到哪一个群体里面去，那些群体是不是已经存在，公共是不是需要社会学家不光是把社会学知识带进公众中去，同时我们要倡导公共，在创造秩序的时候就要建构出来，找谁去听我们的东西。
第二个挑战和观察是，到今天也没有听到，政府重视力量的干预。麦可·布洛维提到在美国搞公共社会学，要面对的是全美商业化的挑战在国内更大的障碍是政府或者党的干预，不知道在清华里面搞公共社会学有没有碰到这两个问题。碰到的话应该怎么解决？
孙立平：
你的第一个理解我是同意的，在中国如果有一个公共社会学的话，这个公共社会学不是在有了一个公共的领域之后才形成，而是说按照麦可·布洛维理解是公共领域的建立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是很麻烦的，麻烦在什么地方？这里首先假定，社会学家一定比其他的学者或者比商人，比官员都热衷于公共事务，热衷于公共领域、热衷于这个社会的建立，我们有什么能够保证这一点呢？也就是说在整个商品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能够保证社会化的商品化比经济学的商品化、物理学的商品化程度低呢？这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沈原教授一直做社会学的干预，他可能更有条件来回答。但是，我想在这当中我认为其中有一点，社会学对创建一个公共领域的作用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按照麦可·布洛维的分类是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家，我还是想强调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提供给人们如何去想问题的资源，或者说对一个公共的社会来说，这种资源它意味着会强化孤独的个人之间的沟通。如果说一个公共领域很不发达的社会，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原则化的社会的话，通过公共事务的理解强化他们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途径，这个途径既可以通过有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尤其不能忽视，虽然它比较老。
沈 原：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们2003年在伯克利开会的时候，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公共社会，没有一个公共的利益，社会该怎么办？我们要努力生产，问题是怎么生产，依靠谁来生产？在这个方面我个人比较接受阿尔·波兰尼的观点，他在大转变里提出工人阶级的命运和社会的生产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个人的取向是公民利益。这是我的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回答，和政治力量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政治是经济丛生的领域，我们不愿意碰，但是在现实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化解和政治力量的对抗和冲突，是传统的社会学家领域做得比较好，希望孙教授给我们提供经验。
李楯：
我提一些在非常压抑之中的问题。在我们社会学处于非常浮躁的状态之中，有些利益格局，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好像是很难突破的，不是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可以解决的。一般认为大学有四种功能，比如说通俗教育、专门教育、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在学校中的人尤其使我感到，有时候很不愉快的是比我们年轻的人，比如我在法学院给他们开课，他们更多的只考虑索取，从社会中拿来哪些作为我的研究材料，而很少考虑自己对社会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也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是很多实际上它是在面对社会问题、面对公共领域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像扶贫，比如对艾滋病的防治，现在形成了一种产业，贫没有扶了，很多人吃扶贫饭，这是一个产业，艾滋病也是如此。另外一方面，孙慧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学术研究的麦当劳化，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我看你们两个人推来推去也是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从什么地方，可能促使他们更注意这些问题，或者从什么地方以我们微薄的力量，把这个问题推到更使大家关注到必须解决的位置。
孙立平：
首先第一位的问题是，每一个做社会学的，学社会学的，头脑中的社会学的形象，把社会学看成是什么。应当说这些年来，越来越形成按照麦可·布洛维讲的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批判社会学比例已经完全失衡的情况下，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冷血的社会知识的学生。前些天，沈原教授和郭玉华、我，把我们培养的三位学生叫到一起，训了一次话，骂了一通，其中我讲了一句话，怎么你们这么小的年龄，比我们还愤青，比我们还世故，比我们还理性，比我们还知道什么话有用，什么话没用，比我们还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愤青了。同学说我的一句话就是“人到五十还愤青”。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学，尤其是这样一个时代，要像刚才那样的状态冷血就冷血算了，也无所谓，可能麦可·布洛维不会觉得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