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其实就是马克思从棺材里爬出来，也会像我们现在冷血社会研究者那样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样一种现象又是怎么造成的？和我们社会学的教学有关。有一次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要读哪个社会学家的传记，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这几个社会学家哪怕读一本都比不读强。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课堂比如讲马克思·微波尔，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焦虑于社会，关注社会政策，关注无数人的命运这样一个社会学家，在我们的社会学教学当中，把他分解为一个课程制，三种权威类型，两个理性化，好像马克思·微波尔一辈子就鼓捣这些东西。他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和他的社会脉搏关系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生。正是这样一种关怀，我们可以说，和他最终产生的对社会的理解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想，需要改进我们社会学的教学。后来我跟北大的李康老师说，哪怕讲一个人的传记或者一个人的生平，就讲一个，也是对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和经典社会学家产生一种新的认识，使学生当中社会学的形象发生点儿变化，而不是把那本来丰富的一个社会学家、一个社会学的思想直接给一、二、三排出来。
什么是中国的真问题
提 问：
我叫方雷，我先说一个观察。沈原老师讲了，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根据西方的一些理论或者是概念想出来的问题，还是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是哪个财团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回到刚才那位学生提出来的，就是说今天麦可·布洛维教授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社会学要想真正和大众有沟通，大众的自我理解，他们的想法对我们社会学研究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深入到社会学当中，感觉到他们在某一个问题上的体验和认识，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贫困，经济学家有他的定义，按照他们的收入大概到什么程度算贫困。政府作为政策的需要也有一个定义，真正的作为贫困政策的大众，他们对贫困是怎么理解的？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穷吗？在得到一种政策关怀，或者是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很穷，还是他们一直有对贫穷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麦可·布洛维讲的走到大众里面，跟他们谈一些生活，对他们进行观察这点很重要，我比较认同清华社会学系对这个问题的方向。
我的问题是：麦可-布洛维讲到他的研究方法是用民族志的方法或者是田野调查，我们知道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也惯用的一个手段，作为社会学家，在不是人类学家做调查的时候，跟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
麦可·布洛维：
首先我想对你提问题之前讲的内容加以肯定，我认为你说得很好，社会学家一定要和大众相结合，要跟他们对话。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什么，民族志社会学开始比人类学要早，社会学在芝加哥学派那时候，在19世纪末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后来却被人类学家用去了，一直他们就继承下来了。他们不仅在一个地方做研究，而且做完一个地方又跑另外一个地方做，跑到很多地方做，都快成旅游者了。我不认为社会学家搞的民族志和人类学家搞的民族志有什么区别，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学家不仅要到他们观察的社会中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参与者，而且还要从中看到，在他们所观察的地方，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跟更大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不是只看一个村就完了，要看跟整个国家、全球在历史进程中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就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区别之一了。
作为公共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当地的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当地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和宏观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联系，这也是我们公共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任务。从这点要引申到全球化的社会学，全球化的社会学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从国外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在当前世界上的一些强国会强行输出他们的理论模型，像美国，形成了一种霸权主义的知识结构的输出，他们的专业社会学比较发达，培养出来的一些专业社会学的冷血动物看世界的眼光。因为他们地位比较强大，所以他们经常要控制整个社会科学界，控制的方式就是控制特别好的杂志，把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模型推到其他国家，让别人也来仿效他的模型，这是不可取的。
沈 原：
我首先对方老师提的什么叫做真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我们当年清华学社会学的讲义，我们提出要有能力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什么叫“真问题”，我们做了一个界定，第一不是大师话语直接剪裁出来的东西，第二不是权力机构交给的任务，第三，不是商业机构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应该是社会学家作为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一个社会评论者，他的社会长期生活和工作摸索的实践逻辑而提出的问题。这个话说起来好做，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我们在此提出来，社会学家要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意识，如果不明确这个问题意识，那你的社会学可能是错位的社会学。
什么是错位？我个人理解，我说话比较绝对，我们大家想我们在一个阶级分层的时代强调职业分层，在制度变迁的时候我们过分看重人际关系，在生产宏大话语的时候强调微小实践，在很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在说价值真理。我认为这样不可取。我们努力生产出真正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在现有基础上和科学理论进行建设性对比，这是我个人对所谓真问题的理解。
孙立平：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也不是简单地说就是群众提出来的，也不是说我们就比群众高明。在社会学当中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学研究者提出来的。我仍然在强调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
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公共性事件，2003年的“非典”，当时关于吃不吃果子狸曾经是一个议论的话题，社会学曾经参与过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我也就此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写那篇文章？因为社会学家讲得太差了。社会学家在那儿说，果子狸是野生动物，是珍贵动物，不要吃；是法律保护的动物，不要吃，因为违法；而且说果子狸的肉很粗糙，也不怎么好吃。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人们为什么要吃果子狸，恰恰因为吃果子狸是违法行为，人们更要吃，为什么？违法而不受追究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最穷的人吃差的菜，有点钱的人吃好的菜，更有钱的人可以花一万块钱，那菜上还撒着金箔，但比他还牛的人能吃违法的东西。
所以到一个地方去，对你最高规格的招待不是吃一万块钱一桌的饭，而是能够吃在别处吃不到的，别人吃了就吃出事来的，你吃就没事，他吃就没事，他带你吃也没事的这种东西，而中国拥有这个权力的人之多，已经足可以把野生动物吃得差不多了。
这是中国野生动物不断被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好吃，也不是因为它有营养，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比前一个答案更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