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启示，恰恰和周教授讲的有一点相关联，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建设问题不但摆在中国人面前，也摆在世界其他各国人面前，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一点使我们经常会考虑到，就是怎么来解释我们的历史？我们面对着现实问题，怎么解释我们的历史？从赵教授讲的，最起码让我想到一点，尽管刚才唐教授说，春秋战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但是，问题的现实往往比我们已经说过的话要更复杂。我们面对一些非常复杂的、需要我们重新来解释的历史，甚至是需要多学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点，听了报告以后，我有一些联想，当然也可能要给赵教授找一些毛病。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坐在评论席上，往往是要给主讲人提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质疑，不像我们国内的一些会上只做出一些吹捧。那么我想到，赵教授目前的研究，是不是在今后还应该更细致。像他提到的作战距离，国家的军事力量从距离申可以看到。当然，面对很复杂的古地理，他用了直线距离，但是我想，最起码在当时作战，恐怕很难沿着直线距离走。当然，这是比较小的技术问题，恐怕今后的研究中，也需要注意。
再有，谈到打仗的主动。因为我觉得战争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段历史，我至少有20多年没有考虑过它。但我想到，像在那个时候会出现的，赵教授讲是晋楚之间，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但是有时候，晋中间加了郑，楚打郑，郑转向楚国，这时候晋去救郑，晋和楚究竟算谁是主动的？我不知道你怎么处理？我觉得可能更复杂一些。
刚才说到人数，赵教授说到，只有到后来战争的人数才非常多。确实是这样，恐怕和战争的方式也有一些关联，早期的战争大量使用战车，主要是贵族使用。而后来有大量的步兵参战，人数自然就会多了。战争如果用车战，是不可能太多的。听到这儿，给我一种启示，使我想到更多的问题，是一种研究中的话题。像我们经常说的，比如中美之间做一些比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研究这个问题是今古之间作一些比较，像我们提到的国家、统一、集权、常备军，以至国土的概念，在当时和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尤其是国家、国土和常备军的概念，那时候的概念和现在恐怕不一样。
唐教授也谈到，当时有“封地”，恐怕也不是现在的概念。当时的分封，国家之间有边界，但是，这个边界是不是和现在的概念一样？现在民族国家的几个要素，领土概念的历史恐怕非常短，而真正划定边界的又是更短的时间。当我们谈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我觉得赵教授的研究，在那么多人都做过的老题目上做出一些新意，一个是思路，一个是方法。他用了社会学的量化方法，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他恰恰解决的是要摆脱以往那种已成定势的研究惯性。但是我觉得，里头仍然是在用西方的东西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究竟怎么样，确实需要我们回过头讲。包括刚才周教授提的，我们经常说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也是西方化解说。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同样的，这个研究中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霸权”的概念。“霸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从接触来说，最起码20多年没有考虑，但是，我的印象中有一种王观伯的概念，就不是今天和后来的解释历史的争霸概念。因为周分封以后，不是兄弟之国，就是甥舅之国，评定诸侯、议定诸侯，有这样的宗族概念；而王观伯代周天子来具体、协调管理，他所在的位置，和今天我们说美国一国充大，恐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成问题，这个研究恰恰给我们提供一种线索，使我们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复杂。当我们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历史被人家解释过，和我们已经忘掉的，用别国的话语重新回忆拼凑起来的，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很多问题。
赵教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阶段的三分法，原来的两分法怎么形成的，不必过多说，当然这是很有价值的，尤其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一个转型过程，转变不是到此一个阶段，前面是一回事，后面是一回事，而是有过程的，强调的是过程。于是，使我另有一个想法，这个过程会不会比你研究的这个阶段更大？从平王东迁以后，这个转化是战国秦统一就结束了，完成这个转化过程了，当然你的转化过程完成得更短，已经建立起官僚体制，几大国认为是统一。我认为，“统一”是后人的说法，我是当时的说法。
当然，这个转化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过程，你的报告倒给我一种启示，是不是还可以往下延续到汉？这样整个一种制度重新构建，不止是疆土的变化，不止是一种政治格局从分封制到官僚体制的变化，包括唐教授说的思想文化的构建，形成另外一种结构。这是我受到的启发，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讲，但是，通过赵教授所讲，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历史上有过几个相当长的跨度转型时期。如果说从周的东迁到汉武，后来还会有一个大的转化时期，后来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从1860年以后，恐怕不是打一仗就变了，从1860年以后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也在一个非常长的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我不知道是否有错误之处，请赵教授给予回应。
赵鼎新：
很好，很感谢。
我的整个项目计划是到汉武帝，所谓现在我们说的“统一”，“统一”后面已经有了概念。第一次还不知道是不是叫“统一”，我们给它一个标题统称为“统一”。实际上，直到秦始皇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硬件；直到汉武帝，才是一个软件的统一。因为官僚体制即使那么大，但是，怎么把知识精英笼络起来，怎么选拔人才，怎么建立体制，到汉武帝才建立起来。实际上，官僚体制是提供一个统一的硬件，经董仲舒改造以后，孔孟之道才提供了一个体制的文化和秩序的合法性。在我看来，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半暴君，其中一个是秦始皇，半个是隋炀帝，基本上，秦朝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他认为马上就能得天下，也能治天下，可是，他错了。到汉武帝，汉朝以后，马上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因为汉打下来的时候是兵荒马乱，他用道教的方法，无为而治，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很好，但是一复杂了，无为而治在经济复杂的时候不见得好用；第二，无为而治还是没提供国家的合法性，所以董仲舒的那一套就起来了，到最后是王霸并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说这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以后会把这部分列进去。
关于距离，这是我很头疼的问题，到底怎么做？因为打仗肯定不是直线距离，后来我想到，大多数战争我能查得到，怎么打的，我就按直线距离，但是百分之八九十的战争史书上，只是记录了战争从哪儿出发，到哪儿，有的连具体的地点都没有记载。
春秋比较好办，春秋时候国家比较小，甚至是不接壤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人的。
我们读书的“野人”概念有两种，一种是郊区人，一种是没有国家管的人，也就是当时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很专制。国家是个笼子，把人关在里面，只有把人全部关在里面，国家才能专制，而当时不同的笼子之间有洞，人就跑到野地里躲起来。
这时候我想，春秋好办，基本上打仗一下子打到首都。后来我想，打仗直线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呢？从技术上，这叫系统误差，如果每次都用直线，一直用的话，毕竟基本上还都是直线路线。还有一个好处，特别是春秋早期的战争，还都是在中原平原。我发现很多战争还真是直的，中间如果留下三四个点，还都是直线点，基本是直的，或者弯一点点。当然，后来打仗打大了，山区进来了，就不得了了，就不可能走直线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算成系统误差。
还有国家概念。有人说，民主国家的概念是法国革命以后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国家也就是几百年的历史，以前的国家叫帝国、城市国家，中国那时候在一定意义上更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但也不完全是。最重要的一点，春秋时期的国家，国与国之间是不连的。实际上，我记得有一位公侯在外面逃亡的时候，他走出魏国40多公里的地方，问人家要饭吃，人家给他土块，他敢怒不敢言。我估计，像这种人肯定不是郊区的野人，没人管的人。包括那时候秦穆公用300个野人救他，我估计这300个野人也不是郊区的人，实际上是没人管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进行游牧，也可能是采集社会，什么样的都有，基本上是没有国家管。即使到战国的时候，国与国的领地才稍微靠拢，这就是为什么你查地图的时候，春秋没有边界，边界一直在变；直到战国边界也在变，但是还能查出大致的边界，公元350年的时候才有了边界。那时候的国家，实际上更像希腊意义上的城市国家，虽然和希腊的国家意义有很多不同。
刚才说的问题很好，有些我在进一步做，有些是资料问题。
关于灾难人口，也是很麻烦。因为春秋是讲乘，战国时候才讲人。实际上，春秋时候有几个战争打得很大，有时候是死了300乘。有时候1乘是75人，有时候1乘是30人，不管多少，一仗很可能是万把人死。而且，实际上这一仗打完了以后，打的时候晋国讲得清清楚楚，这一打就是要把秦国打得再也上不来。并不是像有的历史学家说，春秋时期的仗打得比较小，还是在亲戚之间打仗，但是实际上，那些大国是最能破除亲戚规定的国家，破除不了的，马上就完蛋。他们都是首先把条条框框打破了，用理念打，怎么赢怎么打，那些国才能成为大国。
到了春秋以后，包括春秋以后的战争，我发觉公元前265年超过两万人的大型战争一下子变少了，到公元前245年以后就没有了，实际上，很多人的说法是秦国的技法不一样，当时他们奖励军功，后来他们觉得不是太好，这也有可能；但是，总体有一点规律，为什么从公元前316年～公元前265年，60多年，15仗，最多的杀人就在这一段。实际上，是各国都在搞改革，秦国改革以后实力强大了，而且这个时候别的国家的抵抗力还没减弱，到公元前265年，别的国家已经被他打扁了。就像蒙古人打仗，一开始西夏还抵抗，到后来别的国家不敢抵抗。秦国也是这套，搞恐怖，别的国家就失去抵抗力。
搞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怎么用，又是距离，又是战争。我的总体逻辑是用低位材料，虽然还是有偏差，但是，系统造假的误差相对小。因为史料中有很多价值观的问题，有很多东西进去，是不是发生过这件事情，都有怀疑。比如像范文子说的那段话，我这儿说，就是说是范文子说的，在西方讲课的时候就说是“据《左传》说范文子说的”。因为他具体说过没有，我都不知道。但是，低位的材料，打仗到底怎么算，当时我非常头疼。比如齐国出兵打赵国，晋国去救了，救了以后是主动打，如果战争是继续打，我就认定首先开仗的是主动发动的，晋国虽然是主动救郑国，但他不是开第一枪。后来我发现，晋国也能算是主动，但是，后来一弄就乱了，准则不好定，所以，最后定为谁打第一枪就算主动，后来的都不管。虽然都有误差，但是归为系统误差。
现场问答
贵族势力越大，国君非正常死亡率越高
提 问：
请问赵教授，您给的贵族势力强度和国君非正常死亡率比较表中认为，贵族势力强度能解释国君非正常死亡率的66％，我觉得这是不是很高？另外，因为这是一个统计，其他的因素是什么？纯粹是抽样误差，还是其他的原因？图中显示，秦国是属于最下端，晋是最上端，照图来看，后来魏国开始搞郡县制，魏国是靠近秦国的，为什么秦国最低？
赵鼎新：
实际上，开始搞郡县制改革的，是贵族势力最强的，贵族势力越强，封建危机就越厉害，垮了之后他搞改革的迫切性越大。虽然春秋时期秦国就被杀死了一个，当时就剩下一个秦穆公，他把扶他上台的五个贵族全灭了，这是很少的。你们扶我上来，我把你们全杀了，这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他传位给弟弟，不传给儿子，这样比较稳定。
秦国搞郡县制，我估计是比较偶然的，但是后来比较弱。还有，在秦穆公的时候，秦国大规模扩展活人殉葬，我怀疑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把一帮和我一起的、很有权的官僚一起带着死，包括他的老婆。所以，当时秦穆公把三个大臣杀了，我怀疑秦国当时杀人，一部分是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很可能在政治上是为了下一代的王位继承扫平道路。
这个比例的高低怎么解释？总体有一个问题，我发觉小国相对比较低，因为小国有一些外因，像魏国，外部的干涉很厉害，而别国对大国没法干涉。不要说大国，一些中等国家，像鲁国，内部的斗争晋根本不去管，不敢管。对一些大国，像齐国，里面的内斗，晋国根本管不过来。越是大国比率越高，政治的发展也是基本因素。
还有，什么样的死亡定量成非正常死亡？哪些非正常死亡一定是被贵族杀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