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六月间，北平物价飞涨，局势愈加紧张，北大教授生活难以安定。邓嗣禹经过考虑，决定向校长胡适辞职。邓一进校长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对胡说：“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离家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胡惊讶地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邓嗣禹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邓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而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当时前来辞职的教授甚多，胡无奈地看看其他教授，对邓说：“各位在坐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但邓去意已决，不几日离开北大，前往美国。丁文江曾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鲁迅病逝的第二天，周作人恰好在北大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照样挟着一册《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开始讲授此书的“兄弟”篇。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只是念着书本讲话，学生也不开口发问或表示慰问。教室竟然显得十分沉静。下课铃声响后，周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的脸色十分肃穆、沉静、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周的学生柳存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地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鲁迅去世后，其母悲痛至极，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只说：“我苦哉，我苦哉……”周的回答让老太太分外失望，她后来对人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后来，老太太还无奈地对人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据叶淑穗回忆，“文革”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抄家，被关在一个小棚子中，只有一位老保姆在照料他。有一次，叶和其他几个人去看周，周已经站不起来了，躺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身穿一件黑布衣，胸口戴着一块白牌，上面写着周的名字。当时周的脸色苍白，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而红卫兵却对周喊：“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周费力地起来，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他：“你说不说！你说不说！”没过多久，周就黯然辞世，享年83岁。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天，梁实秋对他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周炳琳不辞辛苦，为和平奔走呼吁，但都无济于事。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此局势中，号称主人翁之人民呼吁无灵，而知识分子尤可怜。”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便去赵家，请赵介绍他认识刘。恰巧刘来赵家，赵当即对青年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原以为刘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一见之下，竟是一位身着半旧长袍，形同乡巴佬的老头，顿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闻言，甚为失意，作打油诗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1949年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对北大实行接管。次日，周炳琳上书主动辞去法学院院长职务，专任经济学系教授。5月5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汤用彤任主席，并命令“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停止活动”。同日，任命钱端升为新一任法学院长。此时的周炳琳百感交集。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当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时候，众人欢腾，我却变得十分矜持。”梁宗岱在弥留之际，“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梁的同事戴镏龄说梁：“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北大老教授邓之诚与会。有人在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后来，邓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两次革命均以失败告终。
熊目睹“党入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后遂不问政事，一心向学。
“文革”开始以后，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不断地给中央领导入写信，反对“文革”，坚持让家人每信必寄。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后来，熊常穿一件褪色的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入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大兴“破四旧”的极左之风，图书、文物、古迹均在破坏之列。已经八十多岁的马寅初对时势颇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一天早饭后，他把家人叫到客厅，平静地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当天，家人就把马珍藏多年的珍贵文物、字画以及积累了多年的学术资料统统付之一炬。
“文革”期间，卞之琳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一天，他的学生高秋福看到他拿着扫把在扫地，照例喊了一声“卞先生”。他惊悚地抬起头，环顾四周无人，摆摆手，悄声说：“再不要这样叫。要划清界限！”说罢，像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继续干他的活。
1968年，工宣队到北大勒令翦伯赞交待所谓刘少奇当“叛徒”的材料，翦无言相对。当年12月，翦与妻子在北大燕南园寓所服用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
二人平卧于床，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叶企孙曾被投入监狱，长期受到迫害，晚境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躅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文革”期间，向达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邹衡曾记下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是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阻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遭到折磨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架，获得新生”。无奈他身患重病，不但得不到及时治疗，还要接受劳改和批斗，遂于1966年11月24日含冤去世。
傅鹰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阀”和“美国特务”，备受折磨，当有入问他当初回国而今是否后悔时，他瞪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回来不后悔！”1970年夏，当傅鹰得到“解放”之后，发还给他被查抄的存款时，他当即表示愿拿出其中的十数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国家，为恢复高等教育出力。但当时的驻校宣传队却以“国家办教育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钱”为由而拒收。后来，他又书面请求赠款七万元人民币给他的一个早期学生，用以帮助开展科学研究，同样遭到拒绝。致使报国无门的傅鹰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1968年7月15日，在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后，朱侯在南京图书馆含冤辞世。他在去世前留下的绝笔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么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曾就过去的历史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依然难以过关。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人扑上去抱头痛哭。“文革”期间，北大很多教授都被红卫兵管制起来，一切行动都得听指挥，早晚请示、背语录、劳动、吃饭都必须排队。每排队时必要报数，在报数的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子较高，总被排在第一个，并叫他说：“报到！我叫冯友兰！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马上改口说：“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因为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也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说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在自我报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是就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蹿！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这样月月如此，天天如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文革”中，闵嗣鹤被抄了家，满屋子都是封条，闵被迫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后来住房也被分割去一半。北大教学楼上还挂上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闵嗣鹤”的标语。在被集中到学生宿舍接受集体管制时，闵被迫写的“交代材料”有一寸高。一次出早操，闵心绞痛发作，不得已从队列中退了下来，并报告说自已有心绞痛，宣传队员怒气）中冲地责问他到底是“心”痛，还是“脚”痛，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的什么新花样。对于以后的打算，闵当时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只求今后能当一个印刷工人，为人民做点实事。
周一良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人言二三”，周曾用他惯常的语气平静地告诉他的学生，这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据金克木的学生郭良回忆，“文革”结束后不久，郭去看望金，金见到郭说的第一句话是：“又要来听我放毒了啊！我教你们五年，放了五年毒。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放毒，都要批判的。以后我不再说了，就不再毒害你们了。”晚年的周培源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时说：“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