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北平的一些文教界的知名人士，曾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说情。他们请郑天挺教授在请求书上签名，遭到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1946年5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专程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他在群众大会上又痛斥国民党特务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说：“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因此，梁被指责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在对抗“批林批孔”运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针对梁的批判会大大小小开了上百场。梁对猛烈的批判泰然处之，经常会在批判间隙休息的时候，找个地方打太极拳。后来，批判会主持人命令梁交待被批判的感想，梁的答复就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被勒令作出解释时，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在举国上下开展“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写信给香港友人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冯玉祥聘请吴组缃做自己的国文教员，吴钦佩冯的抗日主张，欣然应允，但与冯有言在先：“我拥护你抗日，就忠于你，忠于你就说真话，不说假话。说真话很难听，你要不高兴，就叫我卷铺盖走路。”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许诺将其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1946年，冯友兰应邀到美国讲学。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就劝冯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冯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于1948年回国。
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日：“我绝对信任。”蒋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他认为“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坚决不再任用。他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当时的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后来，一位伪教人员去拜访傅，想回北大继续任教。此人在北大时与傅交谊甚厚，又以研究甲骨文出名。傅毫不客气，见面后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只得退出，后来再次去拜访傅，表示要谢罪改过，傅接见了他，但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抗战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院长。在教学之余，马还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令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某日，蒋介石专为此事召见了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将其大骂一通，并叮嘱叶说：“下周四你陪他（指马寅初）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让侄儿去找马传达这个信息。马听后，火冒三丈，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着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架，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知道后，十分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叶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始终未去见蒋。0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之风甚嚣尘上。面对这种局面，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用大棒。”一次，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还不见马来。派人去“请”，马到会场后，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马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有学生说：“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从1963年6月开始，国内开始兴起“批翦”之风，翦伯赞处境逐渐艰难。很多好心入劝告翦：“不要写纠偏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翦回答说：“我知道逆风而行必有灭顶之灾。但只要是对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灭顶我也不怕。”翦给朋友写信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1964年夏，“批翦’’逐步升级。
内部决定，除《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外，其他报刊可以点名批判。有人将这一决定告知翦，翦坦言：“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大怒，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随后，他又愤恨不平地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在校内的座谈会上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连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入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就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曾昭抡自奉甚简，不修边幅，很有一副名士派头。在大学任教时常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蓝布大褂，脚拖两只已经破了跟的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很乱。据说，他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时，校长朱家骅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来了以后，朱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答是化学系的。朱看他穿得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中央大学。随后就去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了。
“文革”时期，曹靖华等人被工宣队拉去参加考试，目的是通过“考教授”之举来刁难、凌辱权威学者，以证明知识越多越无用的理论。曹和俄文系的几位教授进入考场后，停留片刻，一字未看，一字未写，彼此相顾而笑，留下几张白卷，便傲然离去，让工宣队的人束手无策。
一次，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所有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参加。按照规定，北大应派三名同学参加，但学生大会却决议一个也不派。校长蒋梦麟没有办法，只好暗地里指定了三个人参加。
学生知道后，便把那三个去当代表的学生的行李书籍从宿舍扔到马路上，还举行了罢课。于是蒋梦麟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一再劝导学生复课，他对学生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
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但学生仍然拒绝了蒋“诚恳的建议”。
某年，胡乔木约季羡林到敦煌去参观，却被季婉谢了。季说他倒不是不乐意与老朋友作伴，只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便油然感到厌恶、腻歪。
季羡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前面不低头，‘威武不能屈’。”林庚曾对其弟子袁行霈说：“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文革”期问，徐光宪被打成“特务”，他的学生也受到无端牵连与迫害。在一次批斗会上，徐和他的学生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造反派”要徐老实交待问题，徐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保证自己百分之百不是特务，也保证他们不是特务。”三十多年以后，亲身经历了此事的现北京大学教授高宏成说：“在当时险恶的环境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使我第一次看到了徐先生刚强的性格和大无畏的精神，心中充满了敬佩。”杨振宁曾经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许渊冲自称这位昔日同窗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他说：“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不如外国入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