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对传统的重工业将是一个“屠杀”，短期内能够让以美欧为主要市场的企业休克死亡，从长期来看，人类的必需品还要继续生产，这些迟早还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在新的条件下，生产一吨水泥就会产生一吨二氧化碳，一吨二氧化碳就要缴纳十到七十美元的关税。一吨转炉钢会产生一点八吨二氧化碳，一吨电炉钢产生零点六吨二氧化碳。这将造成全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成本急剧上升。
其实在远景上，低碳迟早会成为一个全球的生活标准，人们消耗碳的行为真的会被征税。美国人认为理念的引导不能使人自觉，只有在经济领域调剂碳排放行为才能够成为全球的未来生活标准。
麦当娜最新的全球巡回演唱会带来了一千六百三十五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征收碳关税的话，一千六百三十五吨乘以十美元或者七十美元，假设碳关税是三十美元一吨，那么麦当娜的演唱会要缴纳的碳关税就是一千六百三十五吨乘以三十美元，四万九千多美元。
各位读者想一下你们的未来，以后连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收费了。这就是碳交易市场。
美国人在低碳领域没有投入过多的资金，也没有投入过多的资源，却能够改变世界的发展模式，这是美国国家“巧实力”的一种新的应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华尔街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因此，整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如今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
美国很多的碳基金公司，实际上都是无中生有的金融公司，奥巴马政府是一届很聪明的美国政府，他们的行事风格不再和小布什政府的牛仔风格一样。美国现在非常注重巧实力的使用，他们不单纯地利用自己的硬实力，比如美国的军事机器和先进技术制造业，而是注重自己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观的全球灌输。利用文化产品在全球建立文化霸权，这种对其他国家的渗透来得不知不觉，但是人们的发展观念被改变了，接下来美国就利用全球的发展新思潮，进行规则的重新设置。这就是美国碳金融企业如鱼得水的原因。美国就是一个出售思想的国家，一流的谋略就是创造话题，引领思潮，然后设置陷阱，让其他的国家跳进来，这是典型的巧实力使用的案例。
在全世界能够卖碳排放指标的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尚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而且为更多地“卖碳”赚钱而相互杀价，相互指责，不亦乐乎。
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在客观上，美国碳减排的直接打击对象就是中国，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发达国家将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
中国为了出口，还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碳币，而且这些经营碳币的金融机构都是华尔街资本企业，它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掐脖子，这相当于双重关税，将对中国的生产制造体系造成强烈冲击。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如果中国没有比较好的应对之策，中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当头，中国正兴致勃勃参与全球新金融秩序的重建，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无意中却很有可能奉送出自己未来的利益。
欧洲不但建立起了市场，而且建得非常好，包括各种衍生性金融工具也都建立起来了。像华尔街一样，美国通过美国对新能源的开发，把一切的低碳美元全部移转到美国去，通过收税让美国成为真正的新能源中心，这是很多专业人士担心的地方。
现在我们申请一个域名都要付给美国钱，以后开演唱会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需要碳减排。只要这个收费中心设在美国，美国就可以像开发互联网一样，设立各种名目收费，包括我们做电视节目也要付钱给美国。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可是历届总统都对责任避而不谈，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一直以损害本国经济为由拒绝批准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并坚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的政策。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遭到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在本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就业是个大问题，中国道路和印度的发展道路不一样，印度的发展实际上是极少数产业的发展，主要就是一些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不是大众的发展，而是少数人的发展。所以印度在目前不会遇到中国的问题，印度绝大部分人都处于一种赤贫的状态。因为印度缺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高能耗的产业也比较少，很多地方实际上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如果外界不去扰动他们，社会会在自然经济的模式上保持一种平衡。
而中国已经回不到自然经济的稳定状态，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巨量的就业岗位，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量破产的话，大量的失业人口就会产生，这将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美国背后的祸心，打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碳减排的直接目的不是针对中国，但是在客观上对于中国的发展却是一根新的绞索，中国经济的未来确实需要找到和环境相平衡的道路，但是这需要在保持中国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如果在碳减排问题上出现错误判断，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中国必须警惕美欧的阴谋，反向地提出条件，实现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公平公正。
十面埋伏“围剿”中国
其实，碳减排标准一旦确立以后，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到这个新的标准对于具体产业的一些战略性影响。因为在宏观上看碳减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在微观上来看如果进行碳减排，实际上就变成了四个字：拉闸限电。
为了现实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也为了国内的发展模式的转型，2007年1月10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制度，山西省吕梁市被列入“区域限批”行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利用开发其丰富的煤、铁、铝等资源，经济开始起飞。可是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使环境的承载力达到了极限。
中国的环境问题很严重，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发展出一条和环境和谐的道路，这条路必须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是外界强加过来的，环保不仅仅是碳的问题，清洁的水和洁净的空气同样重要。
美国人极力推动碳金融，实际上夹带了自己的私货。2010年吕梁市政府希望在当地建立碳交易中心，将碳排放权转化为当地企业和政府的收益。金融专家林峰接受了一个能源型城市政府的委托，组建一个属于当地政府自己的碳交易中心。筹备不到半年，他的时间表被与摩根、高盛等投行碳基金代表的约会排得满满当当。开始他很兴奋，可是随着林峰对这个项目的介入日深，他的危机感就越强。他发现，由于碳交易背后巨大的商机，金融市场对碳排放的炒作已经开始。
他这样说道：“我见的那些国际投行的碳基金代表旗下都已经准备大笔资金，准备投入这个市场，这还不包括在山西等地活跃的碳交易中间商，他们背后的客户都拥有庞大的资金实力。他们都希望以低价在中国拿到碳排放权，然后拿到欧洲市场去交易，利润都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
中国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主要牵头人之一、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告诉记者，作为《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全球普遍倡导的CDM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出钱，到发展中国家来买额外排减量的交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但有很多能够减少或避免排放温室气体的项目，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而无法开展。通过CDM项目合作，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以及急需资金，从而各取所需。
而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至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七亿至十三亿吨，交易值每年可达一百四十亿至六百五十亿美元。其中，中国将提供三分之一的碳减排量，形成的商机将超过一百五十亿美元。
中国进行碳减排就能够卖钱，这让中国有些官员很兴奋，仅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就会形成数百亿的市场，所以地方政府希望能发展清洁能源项目，在家门口赚这个钱。这个钱的数量不多，从战略上来讲，微不足道，战略家们担心的事情是这些人看不透碳减排背后的金融阴谋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被美国等国际舆论洗脑，在环保事业上做不到以自己的节奏来运作，而是跟着华尔街在跳舞。
林峰认为，这些金融资本已经开始向中国环保领域渗透。现在有些官员把CDM看作是和大豆石油期货一样具有价值的商品。如果这样的话，在每一环节上，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受到外资的制约。也就是说，在碳交易项目中，中国企业和政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