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举了一个案例，他曾帮助一个企业做一个燃气发电项目，CDM的额度可以达到两百万吨，但是那些中国的企业没有碳减排定价权，在欧洲市场上交割的碳排放价格是每吨二十五欧元，可是在国内，一个外资前来收购的价格每吨只有五到八欧元，并且采取长期合同或者低价买断的方式。理论上中国的节能减排计划能够得到碳金融市场的一些补偿，但是这种补偿和中国付出的产业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交易的中介不是欧洲的公司就是美国的公司，这些公司赚取了碳减排交易的中间利润和衍生品收益。西方的金融大爷们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就能够收取碳减排带来的巨大好处，而中国人挥汗如雨，尽力去维护全球环境，却只能得到碳减排收益的一角而已。
当林峰与欧洲国家的碳减排基金或者相关机构相联系的时候，这些欧洲国家碳交易公司直接指出，如果我们想把碳减排额度卖给他们，就必须采用他们国家企业的技术来进行项目建设。事实就是这样，这些碳减排指标你只能卖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交易。林峰对此很郁闷，“其实国内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标准，这是买家变相提高交易对价。”
这些欧美国家碳减排交易的支付费用来自一些碳排放企业和政府财政，但是在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做碳减排补偿的时候，往往附带了自己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比如这些减排的技术标准需要符合它们的要求，很多的减排项目工程需要它们来建设。这等于用自己的标准来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绿色产业。碳减排事业的本质是绿色产业的竞争。如果要拿到它们的那笔钱，就要符合它们的规则，这是排除中国绿色产业化的举措。
林峰说，我们拥有的很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的节能环保技术，但最后因为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较长或者难以转换为“生产力”而被迫流产。在林峰看来，作为碳减排权“供应”的大户，在失去了一级市场的定价权后，只能在中国内部总量控制上动脑筋，即不再指望能够得到国际上的那些碳减排补偿，而是多考虑中国的环境问题，真诚地将环境问题处理好。
林峰认为，在碳减排发生地的地方政府建立碳交易中心是最合适的选择，完全市场化的资金可以弥补交易上的弊端。另外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很多项目因为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措施而难以上马。而开发燃气发电等环保能源项目，通过出卖碳排放权，可以创造新的盈利模式，也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业绩。不管带来的利益是多少，都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低碳发展模式，不要去指望碳减排的国际补偿，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中国的绿色环保技术需要通过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检验，而不是被发达国家驱赶着去做市场不需要的事情，这是处理中国碳排放问题的核心理念。什么样的标准和技术是适合中国的，其实国外的媒体也看得很清楚。那些投资了上万亿人民币建立起来的高新技术能源体系不适合中国，而中国的本土技术却完全利用市场机制就可以做大做强。中国需要适用中国的技术，而不是系统不成熟的高技术，技术不是高就好，而是能够对中国环境发展有利，这就是中国对于环保事业发展的判断。
2011年4月22日《华盛顿邮报》的网站刊登了比约恩·洛姆伯格题为：《先别盛赞中国的“绿色大跃进”》的文章：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环保领导者。它存在着严重的污染问题，而且它的碳排放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然而，鉴于它不以碳为基础的能源生产和雄心勃勃的减少碳排放承诺，许多人把它称为新兴的“绿色大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最重要的事件”。
然而，事实并不支持这个“绿色”的成功故事。
中国在绿色能源生产上的投入确实超过了其他国家：2009年达到了三百四十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然而，它的大部分投资都用来为西方国家生产绿色能源，西方国家则给消费者大量补贴鼓励他们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
2010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太阳能电池板，但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本国使用的。正如中国生产的从小饰品到超大型石油运输船的各种产品一样，中国的绿色技术也在用于出口——这使它成了一个制造大国，却不是环保大国。
在风力发电方面，中国既生产也消费。2009年，它建起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新风力涡轮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摆设。2008年，花旗银行集团的一项分析发现，中国三分之一的风能资产都没有使用。许多风力涡轮机都没有连接到输电网。中国的电力公司建了它们根本不用的风力涡轮机，作为书面上满足政府对可再生能源要求的最廉价方式。
中国不愿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原因很简单：即便用廉价劳动力大规模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也不是替代化石燃料的最划算方式。在西方使用这些能源显得经济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
不过，中国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方面可以证明“绿色未来”的承诺并非没有根据。中国的太阳能加热器生产世界领先。这一行业没有得到补贴，因为它不需要：太阳能加热很经济划算。
热能占了全球能源需求的将近一半，这主要是因为家庭需要烹饪、加热水或加热环境。太阳能热水器很廉价——成本仅为电热水器的四分之一。在中国，太阳能加热器提供的能源是风力涡轮机的四倍。出口这种产品每年可赚取六十多亿美元。
这是中国带来的一个绿色教训：绿色未来依靠的不是对不成熟技术进行补贴，而是来自于发展有竞争力的高效廉价的绿色技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还不具有竞争力。对西方国家来说，对从中国进口的绿色技术进行补贴还不如大力投入研究。除非我们能为每个人找到高效廉价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个“绿色”成功故事就不会有美满的结局。
对于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就太阳能发电、风能和生物能源产业的结果来看，已经走了很大的弯路，一个投资上万亿的产业，在环境上并没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改观，在能源结构调整上也没有带来好处，没有并网的风电系统等于在空转。倒是太阳能热水器这样的一般技术在中国推广得非常成功。所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发展自己独特的绿色产业，这才不会落入欧美低碳圈套。
中国很多产业和发达国家是反向的，中国是航空市场会有爆发性的增长，会建立很多的航空港，而发达国家航空产业则处于饱和状态。所以国际国内航空企业对于碳减排的理解就完全不同。在微观上，如果我们遵从了国际规则，那么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发展航空产业？
2010年10月，作为全球航空业的代表，IAT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IATA，简称“国际航协”）提出了三大承诺减排目标，并通过国际民航组织（ICAO）递交给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大会。这三大减排目标包括：到2020年，每年燃效提高百分之一点五；从2020年起，通过碳中和增长，稳定碳排放量；在2050年，碳的净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百分之五十。
这场由西方国家发起的航空业“低碳革命”直接给中国航空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航空业而言，随着机队的快速扩充，其增加的减排成本会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成熟的航空业。业内人士认为，突如其来的减排压力可能会对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国航空业带来冲击，其快速发展的势头或被严重遏制；而原本面临萎缩的发达国家航空业则可望坐收渔利，从而迎来相对的发展空间。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节能减排办公室介绍，欧盟碳排放具体征收方法是，以2004年至2006年三年全球航空公司进出欧盟航班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七作为排放上限，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为各公司的免费额度，这些免费额度将根据一定的规则分配给每个航空公司。从2012年1月1日起，航空公司超过免费额度的，就要到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购买或通过拍卖的方式购得排放配额。如果额度用不完，亦可以出售。一吨碳排放配额出售价格为十至三十多欧元。
如果按照此方案运作，据测算，中国民航业仅2012年一年将向欧盟支付约八亿元人民币，2020年超过三十亿元人民币，九年累计支出约一百七十六亿元人民币。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支付。
站在宏观的视角看美欧的碳减排战略，是对地球环境有利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未来，美欧似乎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之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对子孙负责的精神，只不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的布局就会不一样。美欧的碳减排政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低碳环保的理念对全球的产业进行一次重新洗牌，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宏观调控”。美欧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中企图兵不血刃地打击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三十年前，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大量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得后者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中心，也成为了今天的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十二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百分之二十。
仅以中国的碳排放为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贸易、投资、国际产业转移引起的，所以目前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就注定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
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已经吃完了肥肉，剩下的清理工作却要发展中国家来做，而且还要给它们交税。在环境气候问题上，绝不是大家坐在一起商讨如何拯救地球，而是一场全新的较量和战争，事实上，世界必须面临着一种发展模式的改变，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自己的环境问题，人们如何面对未来，如何去过低碳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潮流。美欧利用人们的生活潮流，设计了一个弥天的大局，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定格在第二梯队。中国该如何应对，这就要有自己的低碳计划，中国的低碳谋略需要站在和欧美同样的高度，为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闯出一条路来，然后输出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在未来的绿色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即使面对十面埋伏，也要见招拆招，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