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一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第510—511页）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5—208页）。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875、876页）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12月30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第876页）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1月2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1月21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241—245页）1965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第245—246页）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第874页）
然而到1948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 Yu-ming，An，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243）蒋亦曾于8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1949年1月4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1月21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至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9、210页）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 Dream That Did Not Come 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 the whole，it was a dignified and noble statement.But it had the fatal flaw of assuming the gracious attitude of a powerful ruler in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rebels and of ignoring the desperate plight of his 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02、903页）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是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李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两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1949年1月24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