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这年11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10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地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我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1948年8月23日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第186页）——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接着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那时李敖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了。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李敖那时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据当时的一篇记录——罗雅谷写的《人海战术挤兑黄金》，有这样的几段：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蹿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弹，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1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
王升又回忆：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先生回来讲话，可是到了6点钟他人还没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最后没有办法，限价一开放，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就这样更加困难了。所以在上海管经济，是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形之下，没人敢这样做，他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总是要回去的，我们相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我们一定要双倍、十倍还给上海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为上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今，蒋氏父子龙尸已烂、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们纵使“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但是，不论是魂兮归来或人兮归来，上海的老百姓还敢领教这些武松吗？
金圆券的最后下场是贬值速度远超过法币，据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的统计：“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 两种劣币大比赛之下，法币又算老几呢？英国16世纪即有“葛来舍定律”（Gresham's law）出现，昭告世人“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一真理，举世经济学家无不奉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学全“错”了，原来金圆券最后劣得驱逐了自己——当一百万面额最后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一百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以至于此！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畅销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1949年2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的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1949年4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1949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1949年2月10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两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左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有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