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45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1月19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1960年6月2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掌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口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圆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圆”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圆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圆”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再据1989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圆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圆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圆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49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毋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1948年4月27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真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1948）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圆、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圆、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圆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
§§§第四节非法复职
蒋介石总裁国民党，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党内同志除几片凤毛、几只麟角之外，莫不匍匐畏惧，希旨承风。即使凤毛麟角也要有所凭借，如胡汉民与汪精卫靠元老资格，如冯玉祥与李宗仁则靠握有兵柄，尔后能说声“不”，有所抗争。在这些抗争中，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最具戏剧性，对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蒋、李诚心合作并不足以挡住中共席卷之势，但蒋、李斗争无疑为中共席卷再助一臂之力。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蒋当总统固不在话下，但他雅不欲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李居然选上，使蒋大为不快，乃不惜玩弄副总统于股掌，如在就职典礼的服饰上玩小动作（《李宗仁回忆录》，第870、871页）等。徐蚌（淮海）会战大败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依法继任，但蒋仍幕后操纵，不令其为正式的继任总统而是“代总统”。和谈失败后，李宗仁想在长江以南部署战事，而蒋却不断扯后腿，私下命令，军经主力撤退台湾，以保守个人的实力。李宗仁指挥不动，成了背黑锅的空头代总统，只好抱病赴美就医，这些情况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毫不讳言的陈述。李氏的回忆录固然有其一己之见，但撰写者是史学家唐德刚，经过考订的工夫，有很高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