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52年4月28日的《中日和约》第10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时，不能用or，而要用and。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鬼子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2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1952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时，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新训令来了，一会儿又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了……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七十天（日本在对美国等签约时服服帖帖，只有四天），最后蒋介石乖乖就范——战胜方对战败方乖乖就范，签了。
签的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这样的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换句话说，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此中屈辱，试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的一段话，便见端倪：
《旧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旧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旧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旧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叶公超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方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丢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地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人，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想而知也。……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这一密件（《〈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1952年5月10日），怎不令人浩叹！
§§§第五节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第1页）；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八）；照国民党教育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页）；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页）；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疑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疑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疑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疑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