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地道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地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地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地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少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须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的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年早就过去了，1979年也早就过去了，1995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第二节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1950年3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暗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唯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 Willoughby）1950年6月15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 Archieve RG6，BOX 1，转引自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 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1954年12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 on 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p.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