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10时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9时50分飞离上海，10时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淞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的大相径庭，真令我们触目心惊。千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年10月8日
论不准上岸
一个国民党少将——张晴光，退役以后，写了一部《血战余生》，其中写1949年“上海保卫战”中保卫不成，撤退来台一段，别有伏笔。张晴光说：“怀着悲惜、痛愤的心情离开上海滩之后，只知船开舟山群岛，到了普陀山。下船，游了一趟南观世音庙。又听说奉命改驶台湾，到了基隆。在船上等了两天不准上岸。以后刘军长玉章至台北报告陈长官辞修，始准离船，陈长官在基隆集合全军干部训话，对本军在东北、上海的优异战绩，着实夸赞了一番，并说他先到台湾，是为我们设营打前站、办后勤。……”
这段回忆的伏笔，就在“不准上岸”四个字。以百战之师，当打败之时，兵困马疲，到了台湾，居然要“在船上等了两天”，这是什么“打前站、办后勤”呀？
答案在张晴光团长这边，找不出来，让我们找找刘玉章军长的回忆吧。刘玉章上将写《戎马五十年》，其中有这样一段：“船到基隆，表示暂在船上待命，停留两日方始登岸。其间，我曾下船前往台北，晋见陈兼总司令辞公，由副总司令彭明熙将军代为接见。翌日，辞公莅基隆，对本军官长训话，慰勉有加，其时正有人向上级密告，说我‘在船上越权管制，专擅恣横，不准吸烟，违者弃海’；又说我‘部队在基隆码头军纪荡然，扰害民众及到处便溺等劣迹’，辞公究竟是久经战阵的长官，曾率直告我曰：‘此种无理谰言，不要理会。你们在上海半月，官兵吃尽辛苦、冒尽危险，今仓促撤台，而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何能苛求！’希莫在意。”
看了刘玉章的回忆，我们还是得不到答案。所谓“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云云，显然是一种托词。因为这个部队，是奉命来台湾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港口事前就有准备时间，又何来未周呢？
真的原因，我们在刘汝明将军的《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中，得到更鲜明、更赤裸的印证。刘汝明的部队，比起刘玉章的来，是杂牌的，所以1949年从厦门来台，待遇就更离奇。刘汝明说他坐的船到高雄外港后，“一看到队伍所坐的几只船，还停在港外，心里很觉奇怪。不多时，理副军长明亚，到我的船上来说，船上都无水，官兵都快渴死了，仍不准进港……我听了很着急，说你同我一起去高雄交涉。说话之间，就看见一只小汽艇，朝着我坐的船飞快开来，上来一个少将见我，认识是我抗战初期六十八军第一任军参谋处长董熙（当时是孙立人的副参谋长），很高兴地要接我到什么司令部去。我就带着理副军长跟他上岸，到了这个司令部的楼上，这个司令就给了我一件孙立人转的命令说：刘兵团到达高雄，必须把枪炮公物缴出，留在船上，才准徒手上岸。士兵拨给各师，官长妥为招待……我要给领袖打电话报告，这个司令说：电话不通不能打”。
由此可见，不准上岸原来是居心安排的！目的就在要趁机释你的兵权。兵权被释后，蒋介石找刘汝明来吃了顿饭——宋太祖是“杯酒释兵权”，而蒋领袖呢，却是等你兵权释了以后，才赏杯酒！
陈良埙大哥告诉我，薛岳部队从海南岛撤来台湾的时候，在高雄也不准上岸，薛岳上将自己跑去跟陈诚理论，陈诚当着薛岳的面，叫林蔚打电话骂孙立人，说这样搞，“无以对天下人”！孙立人知道上面在演戏，忍气吞声背了黑锅。陈良埙当时在孙立人身边，看得一清二楚。
蒋介石不承认他下令，陈诚也不承认下令，可是部队就是上不了岸。多有趣啊！刘汝明回忆说，蒋领袖找他吃饭时，还说要恢复他的编制呢！他说：“既已拨编，就不必召回了，等反攻大陆作战时，我必再请缨报效领袖。”——刘汝明真会陪领袖演戏，他老脸丢尽，却给足了领袖面子，谁说刘汝明是老粗！
1989年10月9日
蒋介石与“专立文字”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
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沈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1933年5月24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把子，在1911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专立文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圆，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依此类推，其他的批语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作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本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我们看的啊！
1989年10月14日
蒋介石与“不立文字”
中国禅门功夫讲究不立文字，《五灯会元》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金色头陀（大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理。《五灯会元》这一记录，把“不立文字”溯源至远。不过，“不立文字”的真正体现，还是后来的。这一玄理，菩提达摩东来，最初并未提倡，后来南泉普愿始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自此禅门悟道，不涉文字为尚，单传心印，用见功夫。临济大师以“法离文字”为标榜，甚至说出“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的话，把佛门立文字的经典，以擦屁股的卫生纸视之，其视文字为废纸，淋漓尽矣！
《禅林僧宝传》记佛印的话说：“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这显然认为文字会失真，以文字传道，说法者有被出卖之感。英国文豪约翰逊（Samuel Johnson）有时“骂逐”躲在沙发背后偷偷记录他的话的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虽不涉禅门，但旨趣不无暗合之处。足见“不立文字”，东海西海，有志一同。
不过，“不立文字”的妙处，到了蒋介石手里，更成了绝活，虽然别有异志，并不相同。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录音机发明，空口无凭，只要不行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账或不认账，全凭他高兴。
蒋介石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泄，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伪）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1936年11月22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做‘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相情愿呢！
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了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象所及了。
李敖出版社出版沈醉的《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或‘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可见蒋介石的禅门功夫，真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