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汉回忆：“在吴和蒋介石这次谈话后不久，陈布雷忽又找到了他（指吴稚晖），告诉他说，蒋要他起草个放弃竞选总统的文告，并问道：‘这文告起得起不得？’吴就把蒋曾来找过他谈话的一段经过告诉了陈，并说：‘看上去他自己已做出了决定，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变局了，起草这一文告，总不会出多大问题的。’陈经吴这么一说，也就放心起草去了。陈在起草完成之后，就把文稿呈送蒋亲阅。据陈事后说，当时蒋并没有接看，只说要陈把文稿送给戴季陶去斟酌一下。陈奉命去找戴，戴把文稿粗阅一遍之后，即问陈说：‘这是不是蒋先生自己的主张？’陈答是蒋自己的决定。戴说，这事要慎重。即要陈把稿留存他处，待他亲自和蒋面谈后，再作决定（吴稚晖说，陈、戴间的这一段经过，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不久之后，蒋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吴当时自认为他对蒋本人的意旨早已心中有数，就首先发言，把先前对蒋讲的话复述一遍。罗家伦坐在吴的身旁，以为吴出于蒋的授意，也就继起而表示赞同吴的主张。不料在罗发表意见后，立刻遭到了当时国民党中很多中常委的痛骂。特别是二陈手下的那些角色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是把罗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不要总裁做总统，就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拱手让人’，‘这是要断送国民党和不忠于领袖的阴谋’等。最后一致通过由蒋介石本人亲自竞选总统。据说，事后罗家伦还接到了很多恐吓信，中间有骂他是叛徒的，有责问他究竟包藏着什么祸心的，弄得罗十分没趣。吴稚晖最后对我说：‘大约因为我年纪老了一些，总算为我留了个老面子。但他们对罗家伦的痛骂，实际上也是对我的。’”
钱钟汉又回忆：“吴说：这事实际是蒋自己决定要做总统，但又必须故作姿态，表示客气一下。他所以来征求我这个闲人的意见，无非为了要假意表示自己并不要当总统，而希望我能先意承旨，出面劝驾，他才算是顺天应人，出负大任。不料我这回太老实了一些，对他说了老实话。他话已出口，无法收回，所以才叫陈布雷起文稿，装装样子。事实，这样大事的决定，他哪会不与戴季陶商量过，戴怎么会事前都不知道的。他叫陈拿文稿送去给戴看，戴那么表示，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我这回也太老实，除自己吃了个暗亏不算外，还连累罗家伦那呆子也讨了个没趣，实在很对他不起。总之，我们都是中了蒋介石的‘仙人跳’。”
钱钟汉又回忆：“接着吴又说：过去我对蒋介石的那一套早已懂得，我也成了个老狐狸。记得在林森去世后，蒋曾找过我，要我继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当时想，于右任、居正都有主席瘾，为什么蒋不去找他们，却要来找我这一个不想当的人做甚？再一想，明白了，是他自己想当，又不好自己出面来说要当，所以来和我假客气一番的，我客气，他就可以‘知己’，照单全收，要是他去和于右任等人去假客气，那就会弄假成真，难于做戏了。所以我就对他说：‘别人好当国民政府主席，只有我不好当。’蒋问：‘为什么？’我答说：‘我这人不懂得礼节，看到奇形怪状的人，常会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当了国府主席，经常接见外交使节时，看到他们那种奇奇怪怪的服装和装模作样，要是也忍不住笑，岂不有失国体？所以我不能当这个主席。’蒋在听过我这番话后，接着就问：‘既然老先生不肯当，中正也不再勉强。但老先生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比较适当？’我看他风转得很快，知道已给我猜对了来意，所以就顺水推舟地接口说：‘只有你先生兼任最适当。’蒋听了又问：‘有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再想一位。’我说：‘觉老（居正）等论年资也可以担任，只是他们现在都担任着院长重任。让出院长后，又要物色院长继承人，一时也可能并无适当人选。加上现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的事，也实在繁重，老年人担任，也忙不过来。还是由你先生兼任，虽不免更加辛苦些，但事权更能统一，也是有好处的。’到此，蒋才好像勉为其难地点下头来说：‘既然老先生客气，一定要中正担任，我还得考虑考虑。’后来开中常会时，就由我出面正式提议蒋兼任国民政府主席。”
钱钟汉又回忆：“最后吴说：‘事实上，蒋这回也是和上次一样和我来假客气一番的。这回我却太老实了一些，所以上了一次大当。像我自认为老狐狸的，一不当心，还会惹上一身的闲是非呢！’”
从上面这一有趣的回忆里，我们看到蒋介石是何等奸诈，也看到党国元老在如何跟他串演假戏。在这一内幕中，我们更可印证刘心皇先生所揭露的真相，而蒋介石选总统的全部轮廓，我们也就可以掌握了。
1989年11月14—16日
秘刊《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经过
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是一部衰世之书。作者司马既明先生，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俛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这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奋秘密成此野史，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
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
两者相权之下，我们自然就看出来，司马既明先生的“双重”是值得肯定的。恰像那政治上的“两面忠臣”、“双面间谍”一样，既不得不以“双重”自明，这一苦心和善念，我们也就不该苛求了。
古人安如山写诗，说：“长城但自坏，千古痛稠结，肉食无远谋，野史有直笔。”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全书贯串的，就正是这首古诗的一番新义。司马既明先生亲历蒋介石“国大”的种种活剧，他私下保存了每件死证，秘不示人，直到四十二年后，才重加补充，成此巨帙，使蒋介石“国大”的全部悲欢血泪与丑史，得以曝光于天下。这种有心、这种国德、这种勤勉、这种张大义而垂青史，都是难能可贵的。我高兴在书成之日，聊写秘刊经过如上，以志墨缘。
附带陈明的是，附录十篇，都是大陆或海外有关此一“国大”的论述，可与司马既明先生的大作相发明，并作抽样补充。十篇文字都是我选定的，与司马既明先生无涉。它们是：一、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二、徐恩庆：《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三、张文：《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四、张纯如：《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五、杨乾民：《我在铜仁主持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六、王尊光：《1948年二届“国大”见闻》；七、李韫晖：《“国民大会”见闻点滴》；八、王正元：《光怪陆离的“国大”会议》；九、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十、大风：《论国民党的法统与代表性》。
1990年1月25日
蒋介石与“三老宣言”
2月28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〇二期里，刊出一篇章导写的《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其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在当时‘不抵抗’政策下，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不止，先父感国土的沦丧，写了大张篆体轴子：‘吴其为沼乎！’以此表示他的谴责。1933年3月7日，先父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发出了‘呼吁抗日电’……这个电文受到了爱国人士的共鸣。但在当时国民政府妥协派势力下，这篇电文虽然在报上刊登，可是一些关键文字均用‘□’来代替，面目全非，文义不通。但此文还是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传诵。先父在1933年4月，又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通电，发表宣言，这就是《申报》所称的‘三老宣言’。从那时起，先父对于抗日救国的言论，已由私人书札中发表意见，转变到公开指责国民政府。当时很多亲友都替先父担心，怕会受到国民政府再度的迫害，但是先父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抓住每个时机为抗战做宣传。……”
日前我请老友陈兆基代我查到这一“三老宣言”在1933年4月2日的《申报》上面，全文因湮没几十年，特别抄在下面（标点仍旧），以存史料：“全国同胞公鉴、自九一八事变突发、迄今已一年又六月、伪国成立、亦已逾载、曩者我政府坚持信赖国联之政策、日惟呼吁国联、冀其能主持公道、抑止侵略、予我以助力、然而今日国联固已正式承认九一八以来日本之侵略为违背国联盟约之非法行为矣、亦已明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矣、亦已否认满洲伪国之合法存在矣、国联此种明白昭示之态度、予我以正义上之助力实多、抑且国联之所能助我者、此亦即其最高限度、吾人在此种正义赞助之下、则唯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做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恢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是为国联决议之精神、亦即为世界正义之所在、若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则吾人无异于反对国联之决议、而默认日本之行动、是即为自甘宰割、自甘灭亡、我不自助、谁能助我、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沦亡、黑山白水、不止就此变易其颜色也、此则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一也、次之、先哲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实际为生命之活力、惟不忍故能爱人、亦惟不忍、乃能发扬其生命之伟力、以表示人类不甘为奴隶之心、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作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凌、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此又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二也、国难急矣、举国环顾、山河日非、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惬忉而未能自已、自憾良等庸材、无力救国、兹谨以诚挚之呼吁、促我国人奋起、言哀意诚、尚希国人共鉴之、马良、章炳麟、沈恩孚等叩、四月一日。”
这篇宣言文字不属上等，疑是马良拟稿，再由章太炎、沈恩孚署名的。其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它点破主事者蒋介石“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的卖国作风。这一点破，与二十五天前（1933年3月7日）章太炎自己发表的“呼吁抗日电”前后辉映。在二十五天前，章太炎公开指出：“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卸责，驯至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不备不虞，坐受敌挫，其罪状岂减于汤？”这是对蒋介石很勇敢的指斥，如今“三老宣言”更进一步点破蒋介石的卖国作风，在蒋介石高压之下，竟有如此“痴顽老子”们硬要不吃他这一套，这种老辈们的风范，可真令人怀念。
1990年3月1日
《清算蒋介石》前言
这本《清算蒋介石》，是我继编著《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拆穿蒋介石》等七本专书后，第八本批蒋的专集。
这本专集共收三十一篇文字，其中我独写了十二篇。全部文字，都是中国人写的。1959年国民党阳明山庄刊行所谓《实践丛刊》，标题“外籍人士对蒋总统之推崇”，而我这本丛刊，却无疑是“本国人士对蒋介石之清算”。蒋介石一生，作恶多端，清算起来，良非易事，这些清算的文字，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完了，可是蒋介石却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地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
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今年4月5日，是蒋介石死后十五年之日，我特编著此书，以“诛奸宄于既死”，策生民于来兹。中国人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人，必须明辨是非、前事不忘。中国现代的前事，蒋介石是最大的乱源，正本清源，舍批蒋外，别无门路。中国人不论左右，有朝一日，必共识之。
1990年3月7日
《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小引
我曾说：“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常说假话，国民党的历史学者不说真话，后者失之在怯，前者失之在诬。怯与诬，都不能写出真相。”正因为真相难明如此，所以“‘史’失求诸野”，外国一些“支那通”、“中国通”的历史著作，反倒在真相方面，别开天地。虽然“支那通”、“中国通”格于框框也隔于靴子，所议不无皮相之讥，但是就彼等所知，直言无隐上面，却胜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学者。这本《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就是一个证明。
《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原名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作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是“中国通”，像一般汉学家一样，他有他们共同的优点，也有他们共同的毛病。他们的毛病在过分突出他们捡到篮子里的菜，因而知人论断，每陷于均衡感不足、比例不对、角度不足……但就每把菜的个案来说，还是经营得蛮认真的。所以对他们的著作，看热闹应先于看门道。我是超乎中外的第一流的历史家，论断中外此道人物，不能免于这种结论。但洋人作史，不怯不诬，有胜国人，故虽不惬于意，亦应不没其功，特为表出优劣，以昭信史也。
1990年5月26日
《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的，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黑猫队员与黑心蒋介石
U2是美国秘密生产的高空侦察机。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找“中国”空军替它飞，侦察大陆，找上台湾的蒋政权。蒋政权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表示反对。俞大维认为，美国中情局要用U2侦察大陆，就应由美国空军自己飞，不应动用“中国”空军。后来中情局直接找蒋介石，蒋介石是媚外的，就答应成立空军三十五中队，就是“黑猫中队”，替美国人卖命。“黑猫中队”名义上虽直接隶属空军总司令，实际上是由空军情报署长秉承蒋介石意旨直接指挥，而蒋介石却凭美国主子意旨直接指挥。
1961年4月，“黑猫中队”开始执行任务。中队的成员都是空军的精英，先后有二十七人担任。但是，这种任务的危险性极高，十四年间，八架U2毁于训练，死了六人；六架被击落，死了四人，被俘两人，如今还活着的，一半都不到了。
死了的倒好办，麻烦的是被俘的。被俘两人是叶常棣和张立义，他们分别在1963、1965年被击落。他们的凄凉遭遇，各有千秋。
叶常棣在浙江、江西交界上饶上空被击落时，两腿布满弹片，手术取出大的弹片就有五十九个，针眼般的伤口更是不计其数，清也清不干净。那时他新婚才十个月，当时担任黑猫中队队长的卢锡良还记得到叶家劝慰的场面，新婚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叶家两老也是泪流满面，问神卜卦，说叶常棣会从西方出来，卢锡良也只能顺着他们的话，说叶常棣身上带有人民币和金币，跳伞之后还有可能会有游击队接应，路经云南、缅甸跑出来。没想到二十年后，叶常棣真的从香港出来了。他在美国跟卢锡良聊起这段往事，常忍不住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