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义在内蒙古包头上空被击落时，感到突然间一阵红光，座舱内亮光全熄，整个人昏死过去。“我想自己已经死过一次，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像是过时光隧道。”他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同时一条腿还矮了一截。“弹片击中的伤痕是数不清了，疤痕历历可见，至于腿部的伤则是冻出来的，当时飞机坠落在内蒙古，天气严寒，后来清醒后医护人员告诉我，再晚一点发现的话，半条腿都要废掉，现在把皮鞋垫高，倒不感觉有何不便。”
叶常棣和张立义被俘后，都失掉二十七年、二十五年的自由，其中包含独囚与劳改。“生不如死”的岁月，就那样一过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台湾这边，把他们当成了作战殉职人员。张立义的太太张嘉淇回忆说：“衣冠冢都拜了好多年。”叶常棣的太太没有子女，早离去了；二十九岁的张立义的太太带着二子一女，最小的儿子才九个月，含辛茹苦地拖了九年，只好改嫁。她没有再生育，与后夫默默地把三个小孩带大，以为一切都成了烟云。
但是，造化弄人，人也弄人，在中美建交以后，在1983年，中共决定把这两位俘虏放生。他们到了香港。二十多年前凌空而降，二十多年后滚地而出。除了中共给的路条和在港的半年居留权外，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在家破人亡之后，要求回到台湾，可是，黑猫计划的主持人蒋经国拒绝了他们，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就是他们为“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卖命几十年的下场！
在走投无路的关口，他们只好找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在与他们两人谈了不到二十分钟后，即决定接他们去美国，临行前并交给他们两个信封，内有美金三千元，以供他们生活所需。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终得远托异国，被U2的制造国收留了。美国政府特别为他们两人在银行各存了二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等他们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即可自由取用。尽管生活无虞，但他们并未忘情于回台湾，他们不甘心躲在阴暗里见不得人，也不甘心冤屈，生存并不是罪恶，被俘也不是耻辱，他们为台湾冒了险，卖了命，尽了力，付了多年青春、家破人亡的代价，为什么政府对他们这样无情？
为什么？为了蒋介石的黑心而已。
蒋介石有一种理论，就是做俘虏是人生奇耻。1933年5月8日，他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就公然指出：“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除非这种官兵“能携带枪械或斩获土匪或真能探获土匪秘密，对于剿匪军事，有重大贡献”，否则“马上枪毙”，“对于过去有多少功劳，以后能如何努力，都可不管”。理由是：“我们现在不怕土匪收编我们被俘的官兵，只怕他放回来，因为他放回以后，就能使我们的军队风气破坏，精神丧失，不能再剿匪作战了。”
蒋介石这种理论，在1947年4月15日讲“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时，更表明：“做俘虏是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凡是知耻自爱的人绝对不能忍受，凡是有志气的大丈夫、真军人，如果不幸做了俘虏，必不对敌屈服受辱，而只有自杀，以免辱及我们的祖先和革命的先烈。”
蒋介石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所谓“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又有这么一段：“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力，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蒋介石这段话中，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降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不过，如果适用同一标准，首先“只有自杀”的，恐怕就是蒋介石自己。为什么？因为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不就被俘了吗？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被俘的解释，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就有“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的话，就是证据。由此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枪毙人、不准人回来，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这种人的心肠，真未免太黑了。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仍旧无改父道，照样延续他们蒋家的“寡廉鲜耻”。蒋经国死后，形势大变，但是直到今天，大家也没爽快而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被俘观的错误，也没察觉到蒋介石自己原来就是被俘偷生的好手。国民党只准以“侨胞”身份，让叶常棣、张立义入境，空军情报署长只能以私人身份到机场迎接，空军总司令只能劝他们要“忍耐”，国民党报章仍继续以“因我政府基于当时政治特殊考量，未能接纳他们”为辩解，而他们也只能以“也能谅解”、“可以理解政府的做法”来回应。整个的事件中，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斥责蒋介石的错误，揭发蒋介石的自己被俘的真相，清楚道出一切原委，勇于提出世界标准的正确被俘观。……（编者略）这些无知与怯懦，才真是悲剧中的悲哀之尤！
任何文明国家对叶常棣、张立义这种被俘归来的军人，都会投以英雄式的欢迎、都会给予高度的顶礼和感念。可是，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台湾，叶常棣、张立义却在千辛万苦、百劫余生之后，竟被歧视、被诬蔑、被羞辱、被冤屈、被拒绝……直到离开大陆七年以还，方得假道美国，窝窝囊囊畏畏缩缩地回到台湾。他们强颜欢笑地表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们已是饱经风霜的六十多岁人儿了，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讨回公道、讨回荣誉、讨回青春了，一声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是他们唯一的奢望了。
1990年9月6日
蒋介石毁损古物
《诗经》有首诗叫《出其东门》，前面六句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我出了城东门，看到美女众多。可是我不想美女，只想那穿朴素衣裳的姑娘，想起她来，我就高兴。
我住台北，经过东门，就常常联想到这首古诗。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到东门城楼被“美轮美奂”得面目全非，我就想起当年东门的原始风貌，那种风貌使我怀想，并且为之高兴。
东门是台湾的重要古迹，据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台北市发展史》：“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新设台北一府，统管台湾北部，并拟建府城于大加腊堡艋舺街及大稻埕街之间。光绪四年（1878），知府陈星聚商之官民，议决兴建台北府城，共募得银二十余万两，遂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兴工，至光绪八年（1882）三月竣工，费时三年三个月。建城之地基，原多为水田。除一部分系人民捐献外，余均给价征用：上则田方一丈银一两，中则田八钱，下则田六钱。至于城垣，多以坚石堆砌为墙，中实以砂土，全城约做长方形。城壁约高一丈五尺，雉堞三尺，计高一丈八尺，城壁厚度为一丈二尺，可做驰道，通行人马。……”
东门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丧失了屏藩的作用，成为古迹，在日本统治半个世纪中，它完好无恙；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十八年中，也相安无事。不料，到了1967年，迷信的蒋介石妄事铺张，居然下令拆掉闽南式建筑的朴素城楼，而在上面加盖成北方宫殿式的大帽子，弄得面目全非。后来又基于迷信，在四角各筑平台，上置石狮。后来又基于迷信，拆石狮而只留平台。变来变去，越发不伦不类。蒋介石这种焚琴煮鹤、无知乱来，显然构成《刑法》上的毁损罪。《刑法》第353条明定：“毁坏他人建筑物、矿坑、船舰或致令不堪用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蒋介石对东门古迹，毁损得无复古风，当然属于“致令不堪‘用’”的程度，已无疑义。复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57条第7项，明定“不依原有形貌修护古迹者”，明在“科五万元以下罚金”之列。蒋介石罪通于古，益可知矣！
9月12日报载：“台北的东门、南门已脱离军方管辖，归台北市民政局主管，昨天民政局邀集学者专家及相关单位，研商双十节是否再循往例，在古城门上搭建霓虹牌楼，遭学者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凸显双十节庆的欢愉及台北府城的地标特色，不必非得搭建牌楼。民政局将把专家意见在今天举行的双十节筹备会中提出讨论。民政局昨天与城中分局协调，未来两座城门都开放给民众参观，但二楼仍不开放，城中分局将做定点定时巡逻以维安全。”可见东门已脱离军方的掌握，恢复部分自由。但是，原始风貌的面目全非，却永远是蒋介石留下的遗恨，再也无法恢复了！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我所思存，全在蒋匪，干你老木，肏你匪臀！
1990年9月13日
蒋介石与长春围城——郑洞国从殉职到健在
老友丁颍上次从大陆回来，送我一张照片，是今年2月18日，他在北京民革礼堂与郑洞国将军合照的，看了令人颇生感慨。
前些日子，丁颍再去大陆回来，一天中午，他、谢聪敏、王小痴夫人宣中仪嫂、小屯和我一起吃饭，我送了一张有趣的剪报给他，那是四十二年前，1948年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的一则中央社电讯，全文如下：
郑洞国殉职
三百官兵全体成仁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发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搏斗，刻已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曾电致其夫人陈泽丽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暨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辈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生平事略
［中央社南京23日电］郑洞国将军湖南石门人，现年四十六岁，民国十三年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十四年春淡水之役，以连指导员参加奋勇队，率先入城，3月升教导团营党代表，12月任第三师八团少校营长，十五年任团长。北伐、剿匪无不身先士卒，二十一年先后任第二师独立旅及第四、第五各旅旅长，次年古北口之役率军由洛阳北上，屡建奇功，二十五年升任第二团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抗战军兴，将军率师御敌，二十七年参加台儿庄之役，次年调九十五军副军长，随即奉派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第五军副军长，随杜聿明将军参加昆仑关之役，第一日即占领日寇外围各重大据点，嗣以敌机助战，血战兼旬，将军抱必胜决心，把握时机，向敌突进，昆仑关遂入我手，日寇第五师团因之粉碎，世界军事家对我国军英勇，遂得一深刻印象。二十九年奉调为新十一军军长，旋改为第八军，扼守江南，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战区长官部之每次观察及检讨结果，皆以将军所部列为第一。三十二年奉派为中华民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在印努力建军，10月底，率三十八及新二十二两师并新编之三十师与十四师、五十师及各直属炮兵战车等部反攻，先后攻克杰布山及密支那等地，迭创顽敌，丑虏丧胆，缜缅战局因是改观。后驻印军扩充为新一、新六两军，将军乃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协力史迪威将军打通中印缅国际路线。自三十二年10月反攻缅北，至三十四年3月先后以数万部队对敌十二万之众，计毙敌三万余，击伤敌七万，解四平之危，挽回东北战局。9月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协理东北军政，三十七年2月1日东北剿匪总部成立后，将军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坐镇长春，屏障松南，旋又兼任长春警备司令。将军英俊儒雅，和蔼而有威仪，精通韬略，擅长文学，颇具儒将风度，其幕僚亦多青年有为之士。将军毕生勤俭守身，毫无积蓄，身后遗二子一女。
从这段剪报里，我们看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中央社怎样在捏造“郑洞国殉职”的消息。事实上，郑洞国不但没殉职，并且在守城最后，对蒋介石还有着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全部经过，先从郑洞国的回忆里，就见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