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否则，如一任蒋伪自生自灭，则这批丑类很可能在无可再拖的情势下，摇身一变，归顺北京，享受‘一国两制’的优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只要台湾换五星旗、交出国防外交，则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迁日月潭。天理何在？”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但我看来，发生了，也没什么，因为改朝换代，在政治结构上，总难免有“前朝”的官僚留下来。试看清朝完了，自袁世凯以下，留下了多少前朝余孽？这些余孽，只要“归顺”得快，他们照样是代换后的统治者，只不过“文武衣冠异昔时”而已。我常说，共产党真“笨”，它大可以高官厚爵拉拢蒋家余孽；例如，它可改改体制，宣布李登辉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总统或主席，宣布郝柏村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行政院长或国务总理，以下类推，把台湾的大小官僚，都用更大的名位予以一网、“买”倒，甚至保证他们干终身职或一段可观的时间，昭告世界，绝对守信。这样一来，自李登辉以下，又何乐而不为？自然全无斗志，“十四万人齐解甲”矣！
或问把全国重要名位，都给了国民党，安全吗？才安全呢！试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给出了多少名位？在副手旁伺之下，那个正座的还能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国民党的上将傅作义坐了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正座，一坐二十三年，从五十四岁做到七十七岁，直到他七十九岁病死前两年才辞职，他管水利，能翻江倒海吗？可安全得很呢！让这国民党大员一做部长做到死，谁说共产党不守信！
至于你说这样未免太便宜了“这批丑类”，其实便宜了又算什么？政治上，总有一些持盈保泰的不倒翁、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或“起义”分子。只要这批人能“洗面”（“心”是“革”不了的），形式上归附，也没什么不好。从大处看，不算什么。虽然会令忠良气短，但忠良应有胸襟容忍此种事。
以黎元洪为例。此公非革命党，但武昌起义时，因他有“协统”军阶，被革命党看中，从床下拉出来，逼他“起义”，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头儿。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他做临时副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他做正式副总统。官运之亨通，一时无两。他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但却逆取顺守、进退有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就不肯附和；袁世凯封他“武义亲王”，他坚决不受。可见此人虽一路捡便宜，但是也不负好运气与人民付托，一路跟民国反帝制到底。足见只要“丑类”形式上向善，我们不必多在政治上计较。
当然，这并不是不计较，而是另在历史上计较，不在政治上计较。在政治上，从张邦昌到吴襄（吴三桂之父），都能因附逆而不被迫问，但在历史上，在《宋史》《明史》中，他们都不与忠臣之列。李登辉、郝柏村之流，都是附逆于蒋氏父子的走狗，历史永远不会饶恕他们，但是政治就难说了。
以上所论，是一个观念的分野。因为重要，所以拉杂写奉我兄。
《北京法源寺》终于完工。大陆上已出我的书甚多，这书也应在出版之列。不过内容不无可被罗织之处，等我兄看了再说（如要删改，就不必出大陆版了）。大陆上出我的书，我一向以“李敖不从大陆取出分文”为处理原则。四十多年来，流亡台湾，被国民党所困，未能为大陆做什么，每以自愧，稿费之事，不足论也。此请
双安、小朋友们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30日午
蒋介石秘密批示斗臭彭明敏
二十一年前，彭明敏在国民党特务日夜环伺下，奇迹式偷渡出境。据《彭明敏回忆录》所说，当时被日夜环伺情形是：“监视我的特务们，整天分成三班轮值。我的妻子被跟踪得更紧迫了。我家附近，与全市其他地区一样，在街角巷口，有小摊贩的违章建筑。它们常是退伍军人非法搭起来的，政府不管它们。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我很小心注意特务们的动静，不久发现，他们有时在深夜一段时间，不在那里。他们大概是觉得太无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时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踪。”“我不时感觉极端绝望和沮丧。这样过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王淦的来访，变成一种刺痛了。国民党‘开明分子’仍然要我妥协，仍然想说服我靠向他们，仍然想使我公开向他们认同。他们继续在谈要为我找一个职位。王淦不断劝我接受他们的安排，他说那样一来，既有工作，生活问题又可以解决，而且对我造成这么大痛苦的监视，也可以结束了。”“然而，相反地，我决心要逃亡。”
彭明敏逃亡成功后，国民党党中央由蒋介石主持中常会讨论，记录且送呈蒋介石批示，其中有“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等妙文，全部内容，业经李敖从秘密管道取得，专文发表。请看今日本报“李敖天地”版。
1991年7月4日
附录
［本报讯］彭明敏在去年六月十一日致信李敖，曾提出返台七条件：
我若返台，入境程序应为如下：
（1）抵台时，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及所谓“承办检察官”，在机场与我会面；
（2）会面时，互不握手；
（3）我自动以护照或美国驾驶执照，证明身份；
（4）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对于过去二十多年“通缉”我事，承认错误，并为此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正式道歉；
（5）我接受道歉，并保证对此不再追究，也不要求补偿；
（6）我步出机场时，对记者证实我已接受政府及高检处（署）道歉；
（7）上述程序，全部在现场录像、录音，我在场取得其拷贝一份。
上述七条件，看不出彭明敏有变动迹象，所以李敖说：除非国民党改变态度，彭明敏不会返台。
《反蒋运动史》序
孙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头土脑革命党，不是革命军。清朝垮了，孙中山交出权力，自觉失败了，又想夺回来，于是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从苏联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革命党，其结构严密无情，已令土头土脑的革命党浩叹。孙中山又同时拿外国人的钱，建立党军，期以党领军，革军阀的命。结果呢，孙中山再一次失败——这一党军，被蒋介石篡夺，革命党不但未能以党领军，反倒被军所领、被新军阀蒋介石所领。孙中山糊里糊涂、矢志北伐，结果北伐成功，只是新军阀的成功，革命党完了，所有的革命党都被蒋介石给耍了。
孙中山死后，革命党中的头子胡汉民说得好：
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政治的成功。唯其军事力量，并未受着党的主义的统制，所以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唯其革命政权之未能建立，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这一个重大的证明，就在主义与现实的对比。因此，我们更要坚决地说，或者是退一万步说：最近只有过一次北伐，而不曾有过革命，尤其不曾有过三民主义的革命。
为什么“不曾有过”？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党的命！
革命党们当然心有未甘，他们此起彼落，他们前仆后继，以反蒋之师，挺身与蒋介石相抗，但是他们全失败了。正如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所结论的：我们大家是斗不倒蒋介石的，能斗倒他的，只有共产党。
虽然如此，大家挺身与蒋介石斗，毕竟还是消耗了他的实力，毕竟还是延迟了他的一统，毕竟还因此给了共产党喘息的机会，使共产党得以做大，最后还把这条拦路虎赶成了过街鼠，鼠窜到台湾去。所以，大家此起彼落、前仆后继地反蒋，虽然失败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变相的分阶段的成功。
在北伐结束后六年，1934年10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社出版了一巨册《反蒋运动史》，虽然它是广东反蒋系统主持的出版品，但在史料上，是全面性的，并不限于广东。它的广告词里说：
是书完全站在护党救国之立场，对于蒋中正叛党祸国之罪行，及历次反蒋运动之始末，均有翔实之叙述；而对历次反蒋运动之失败，尤均指出其每次失败之重因，并加以明确之分析与批判，使正义得伸于天下，奸邪不容于世人，且做后事之借鉴。至其史料之丰富、文笔之流畅，诚反蒋运动中空前之巨著也。
这些话明说这书的主要优点，都是确实的。这书以史料证实蒋介石的罪行，并加以解释，都是很精彩的。试看它开宗明义说的：
我们反蒋，亦不仅因蒋是一个南京政府的首脑，一个军事头目，一个主观上具有英雄思想、落伍观念的个人。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绝不是一个人的姓名，一个政府或军队的军职和官衔。而是因为他在国内代表了整个黑暗而反动的势力，在国际代理了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不仅是一系军阀的巨魁，而且是整个南京统治——党政军三种最高权力的独裁者！因此我们反蒋，便不是反对蒋氏个人（自然人），便不是对人问题，而是反对黑暗势力的结晶，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总合体！
这话立论正大，说得不错。它又说：
革命运动当然是不能和平顺利地进行的，因为它不是要去适应环境、顺应社会，而是要去改革环境、改造社会的，所以自革命运动之产生、形成、发展，以至抵于成功之整个历程中，当然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障碍物。如前述之残余封建势力、特殊资本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等，均为所有障碍物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障碍物，若没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做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则其妨害革命运动之进展，必不如是之甚。今既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于是要想加以各个分开或共同总合地推翻，便真不易为力了！而蒋介石现今便恰好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中心、总工具；因此也便成为了目前革命运动的总障碍、总对象了。
我们若无所为而反蒋，或反蒋运动之本身并无若何重大意义，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动。同样，我们纵使知道是有所为而反蒋，或仅笼统地知道反蒋之抽象的表面的意义，并不能深刻而具体地了解，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从。盲动固不可，盲从亦不可！这便是我们写这一部反蒋运动史的微意。
这话也立论正大，说得不错。
但是，原书七百页将尽，它宣示的“今后反蒋运动应取的途径”，却大有问题。它说：
一、要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过去失败之一的最重要原因，为缺乏革命的中心领袖。但是现在不然了，现在有堪做总理继承人的胡展堂先生出来领导，则今后的革命反蒋运动，已经有一个最大的重心。不过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全体参加反蒋的同志们，必须忠诚拥护这一中心领袖，听取这一革命导师的指导，要像从前拥护总理一样，这便是我们所应取的第一个途径。
二、要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党是革命的领袖运用去进行革命的唯一工具，亦是组织集中全国革命分子，及发动领导全国革命民众的唯一机关。故粉碎南京的御用党部，重建革命的最高党部，为今后反蒋者所应取的第二个途径。
三、要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救国。故总理说，三民主义，便是救国主义。而目前最大的危险，便是国家民族已垂于灭亡之境，同时蒋介石及其所支配之南京军阀政府的最大罪恶，亦便是出卖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故我们今后，不革命反蒋则已，否则，便必须首先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
四、要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即是说革命反蒋工作，必须统一在党和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由党和主义的领导，统一一切反蒋者之行动。一切倒蒋的人，应该认识，倒一蒋复来一蒋，断不是国民的要求。这正如总理所言，“推倒曹吴，尤在使无与曹吴同样继起之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一切行动，发动于党，统制于党。这样，倒蒋以后，才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家的建设。
五、要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不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必为蒋所各个击破。这是过去倒蒋失败的根本原因。今后倒蒋的同志，必须在倒蒋原则之下，接受党的主义的领导，摒除私见，一致动作，求倒蒋主张之贯彻，不能别有会心，互相观望，重蹈过去惨痛的覆辙。
六、要排除投机的动摇分子。所谓投机的倒蒋者，如反复无耻的汪精卫是。民十六年以来，汪精卫是倒蒋的主张者，但宁粤和议，破坏非常会议，反颜事仇，与蒋勾结的，却为汪精卫等。民二十年倒蒋失败，汪等之廉耻道丧，实为主因。在今后倒蒋工作中，凡类于汪等的无耻之徒，必须绝对摒斥，才足以巩固倒蒋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