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赶走了李鸿章，他的继任者对洋人的态度一定会软化很多。英国人不但可以取得对常胜军的完全控制，而且很有可能找机会钻进苏州城，以后淮军再攻打常州甚至金陵，他们都有希望插上一脚，这样，通往富庶的江浙内陆的大门就被英国人一点点敲开了。
当然，这整个美妙计划的第一步是必须把李鸿章从淮军、从整个江苏省赶出去。
所以，李鸿章不走。
伯郎走后，李鸿章立刻给清廷上了一份《骈诛八降酋片》，把自己苏州杀降以及和戈登的矛盾种种前因后果细细讲了一遍，最后写道：“现在时事艰难，中外和好是最要紧的，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可是洋人性情反复无常，极不懂事，像我这样愚昧无知的人实在很难驾驭。如果英国公使和总理衙门发生争执，只好请旨把臣严议治罪，以求得洋人的谅解，臣不胜感激，惶恐之至。”
这一招叫“以退为进”，聪明人常会以此先发制人。
其实李鸿章最担心的就是清廷为了怕洋人闹事而把他革职，所以这份奏折虽然表面恭顺老实，说是请求朝廷“严议治罪”，其实却等于把朝廷推到了前面，直接和洋人碰撞在一起。如果朝廷里的当权者真的为了讨好洋人而治了李鸿章的罪，那他们的面子就丢尽了。
在看了这份外软内硬的奏折后，估计朝廷也不会随便对洋人妥协了。
另一边，李鸿章赶紧想办法请戈登吃饭，希望跟他和解。
此时李鸿章和戈登之间已经闹得势如水火，可只要肯想，办法总还是有的。虽然李鸿章和戈登搭不上话，可他还有两个用得上的英国朋友，一个是赫德，一个是马格里。
赫德是个真正的聪明人，比其他在华的英国官员们更加聪明，因为他比其他英国人更了解中国人。他很清楚，想以杀降事件为借口赶走李鸿章是做不到的，这个狡猾的江苏巡抚一定会在江南继续做他的官。眼下他不但拥有强大的淮军，而且完全控制着上海和大半个苏南的局势，如果戈登和英国方面对他不断逼迫，惹得此人怀恨在心，将来英国人在上海和李鸿章打交道就会变得艰难起来。
显然，不能赶走李鸿章，反而得罪了他，是得不偿失的。
于是赫德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戈登与李鸿章和解，而他的影响力也确实很大，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虽然英国人到北京和总理衙门做了交涉，大清朝廷却根本不打算治李鸿章的罪。
既然不可能赶走李鸿章，再和他发生激烈的摩擦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在赫德的劝说下戈登同意和李鸿章见面。
听说戈登肯来“吃饭”，李鸿章喜上眉梢。英国人不闹了，说明他们在北京的折腾没起作用，这一回合的较量李鸿章赢了。
当然，赢了的人未必要趾高气扬，眼下的李鸿章就准备摆出一副最谦恭的姿态，备下一桌最丰盛的酒宴，除此之外他还专为戈登准备了一份厚礼。
一会儿工夫戈登来了，李鸿章让他坐了上座，原来在常胜军当军医的马格里也被请来相陪。李鸿章亲自给戈登倒酒，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个孩子，说这次苏州杀降的事真是抱歉，本该事先通知戈总兵一声，可是事情发生得太急，匆忙之下没顾得上。其实那些人并非真心归降。他们并没有依约放下武器，反而提出暂时不剃发，保留至少一万名部下，单独编成一支部队，而且要把苏州城的一半留给他们驻守。分明就是要造反的意思。
听了赫德的劝说后，戈登已经不准备和李鸿章再争闹下去，也不想把场面搞僵，只是一时转不过身来。现在听了这话，马上就坡下驴，说了一声：“原来是这样。”
这句话标志着戈登和李鸿章尽释前嫌。李鸿章大喜，端起酒杯向戈登敬酒，大赞常胜军精锐，戈总兵英勇，一旁的淮军众将齐声喝彩，把个戈登捧得飞上了半天云里。
眼看戈登已经喝得满脸通红，李鸿章又凑近身来，告诉戈登，自己已经为他请了一枚“头等功牌”，很快就可以发下来。
所谓头等功牌，就是大清朝廷仿西洋形式自制的勋章，专门拿来哄这帮洋鬼子的。
想不到中国人居然要给自己发勋章，这东西在英国可不容易搞到手，戈登乐不可支。李鸿章趁热打铁，又说已经给常胜军准备了七万两银子作为犒赏，其中有一万两银子是专门送给戈大人的。
一听这话，戈登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可想了一想，却又说这一万两银子的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政府之后再作决定。
戈登居然不要钱，这可大出李鸿章所料，但再一想也就明白了。
这次戈登闹事背后是英国政府在撑腰，如果现在他一声不吭自己把这一万两银子收了起来，就变成戈登借英国政府过桥，自己从中牟利，对上面实在没法交代，所以戈登不敢要这笔钱。
当然，现在李鸿章已经连名带利递过来了，戈登只要名，不要利，这是他的事。
接下来李鸿章和戈登越谈越乐，这顿酒宴吃了个尽欢而散。
从这天起，李鸿章咬紧牙根加意讨好戈登，两人的关系越处越热乎，简直亲如兄弟。以至于后来戈登都被卖了，还在帮着李巡抚数钱。
5．搭台阶的“老浑蛋”
好不容易哄住了戈登，李鸿章这才松了一口气，忽然从曾国藩那里传来一个好消息，李泰国组建的那支舰队已经被朝廷正式遣散了。
那次李泰国被李鸿章骂跑了之后，果然一路去了北京，直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闹。
可也正如李鸿章所说，李泰国这个洋痞子并不聪明，把整件事搞得太露骨了，骗不了任何人，只能靠着自己的凶恶嘴脸加上“大英帝国”四个字唬人。可他却没想过，这些炮舰完全是清廷出钱购买的，现在他这么搞无论如何也占不到理，走到哪儿也说不通。
五月，北京的总理衙门推翻了李泰国在英国私下签订的条款，另立五条章程，规定中国选派武官作为舰队的总指挥，李泰国请来的英国海军将领阿思本只能担任副总指挥，以四年为期限；至于舰队在何处作战，则完全听从中国地方督抚的节制调遣；中国方面每个月拨给舰队经费七万五千两；中国官兵可以上舰学习和训练。同时又明确指定，这些舰船到达海口后由曾国藩和李鸿章节制调遣。
事实上总理衙门和李泰国所订的条款仍然不妥。
因为这支舰队的官兵全是英国人，清廷即使指派官员管理，也只能徒有虚名，无法插手实际事务。连派去的官员都插不上手，地方督抚说的话就更不起作用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官兵上舰训练，要么被英国人洗脑，要么被洋人欺负。而每个月拨给他们七万五千两银子，一年就是九十万两白银，这也太贵了！
就在李泰国和总理衙门双方扯皮的时候，七月底，阿思本已经率领舰队抵达上海。
眼看木已成舟，事情要坏，曾国藩当机立断上奏朝廷，先是指明总理衙门所订条款难以实行，接着他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零七万两的船价和每年九十万两的用款简直视如秋毫，了不介意，不如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遣散阿思本舰队，也足以使李泰国失去凭恃而折其骄气。”
这几句话被中国人指责了一百年，认为曾国藩竟然说出如此无耻荒谬的话来，简直罪该万死！
其实不然，这只是一段空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