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蒋介石评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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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粤海波澜多(5)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第97—112页)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1924年3月19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役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