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3月20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第225—232页）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徒），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第117页）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辞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就不免）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1928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3月20日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3月16日以后，汪已病不能与，18日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3月18日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闿）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撤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3月20日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4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8页）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疑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〇’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此伐》，第373页），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3月20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20页）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作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第37页）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〇”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做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俄共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