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10月13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14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10月17日的《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报道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1924年10月7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支、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第2页）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老毛子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20页；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3页，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192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10月31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1925年12月4日发出231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1月1日”。（见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两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作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作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6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作军事报告”（《张国焘回忆录》），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蹿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赢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
§§§第四节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风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6—367页）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1926年的3月20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相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3）月18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3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0页；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第355—360页），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3月18日午后六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日十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8页）
李之龙的妻子于1926年3月30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程序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19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9页）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杨天石《录求历史的谜底》，第446页）！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3月18、19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4月20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33页）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日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逼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1、52页）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专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第67页）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作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采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