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1929年2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1页），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第18页；《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03页）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1929年3月28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5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4月16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4月15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4月22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11页），“南京当局淫逸奢侈已极”（同书，第612页）。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第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第633页）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第34页）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作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5月23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1929年3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下第一流战将。蒋曾于1928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作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祥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糊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39—641页）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5月22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时率部三万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5月25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5月27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 E.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6月21日自华阴起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联袂出洋考察，状至悠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6月30日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8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无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47页），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第37、40页），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8月6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10月10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56、62、64、66—69页）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10月28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11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81页），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1929年的12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16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榾，怂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第91、94—95）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12月20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第97—99页）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1930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1928年11月28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3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5—29页）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9月17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10月上旬，汪自法返国，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12月2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5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12月28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