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不知何人最先把1928年至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参阅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上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1928年6月16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页）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甩不开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1931年9月22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第776页）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1929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1页），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1933年年中报告里，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hnson to S.K.Hornbeck，June 1，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利权，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1933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1935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从1931年到1936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鲍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 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1936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1927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1928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1929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作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1933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1929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1929年3月4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页），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第93—109页）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 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1933年5月28日至31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1934年4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两千美元的高薪，使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1934年8月23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1936年7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歇（General 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礼，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1937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 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1928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