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赤寇，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剿匪”“剿匪”，却把“匪”愈“剿”愈多、愈“剿”愈强。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6月7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6月20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1931年7月1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01—202页）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7月28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8月3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6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7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8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9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1931年7月19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扇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做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6月28日抵武汉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7月12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991页）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1932年7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8月20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页），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10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9月22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厪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8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001页）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1933年1月1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1月30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国内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3月4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陈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第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3月21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