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1927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1929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1930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使之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931年7月15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8月16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9月7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1930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使其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1931年11月14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6页）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5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7月28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33至434页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7月6日一条，从6月30日一跳就跳到9月初去了。蒋介石在1936年1月15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6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6日签署。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7月6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7月8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响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蛮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两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1928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会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日本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11月20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第382页）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19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1931年11月12日—25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其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身上，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