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没落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阶级形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个从政体到国体都与前期社会所不同的新国家。这一国家的建立，打碎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制的枷锁，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序幕，也翻开了中国近代刑法史上的新一页。它第一次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尤其在国家管理体制之一——法制机制的引进与实施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有必要将民国前期社会——清末的政治、经济、思想及立法等情况予以概括性介绍。
第一节民国前期社会概况
一、清末经济状况
清朝末年，满族封建统治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十九世纪末，与清朝末年同期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工业革命后，劳动生产力大大地提高，其社会经济已由自由竞争进入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
为了掠夺海外殖民地，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就是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标志。它们一方面加强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亦加强对华资本输出，企图从财政上控制清朝政府。另一方面，他们加紧、加快在华建厂、筑路、开矿、投资，以便控制清政府经济命脉，企图从经济上划分势力、瓜分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在夹缝中生长着，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1）官僚买办资本主义；（2）民族资本主义。到了清末，民族资本主义已在我国有所发展。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有了一定发展，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民族资本主义亦有较大的发展，官僚买办内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买办受公行商人控制，而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地加深，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中国买办阶级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在出口贸易方面，农产品始终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物质。其中，丝、茶在出口物质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茶叶、丝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占出口总额的50%～9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表19。棉纱到1891—1893年增长到704877公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4页，表16。丝、茶出口的激增，客观上促进了国内蚕缫丝业及植茶业的发展，沿海城市如广州、上海等地的缫丝厂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丝、茶出口贸易，大都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茶贸易开始走向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外国资本的需要。
《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清政府承认外国资本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也不得不承认本国商民有兴矿办厂的权利。因此从1895年到1898年间，共建规模较大的商办新厂矿五十多家。如山东烟台张裕酒厂，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裕通纱厂，浙江宁波通久源纱厂，江苏南通大生纱厂等。这些新式企业大部分都建在沿海地带，除此之外，陕西、四川、山西等内陆省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企业。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变化。它不仅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革旧法制效仿西方新体制的经济基础。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后迅速繁荣与发展起来的。与此相类似，中国的近现代民主文化，亦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依赖着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物质条件下，得以产生、传播、发展起来的。因此，要了解近代法律文化，必不可少地要从研究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着手，否则，就无法真实地了解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却表现出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是：资力薄弱、规模较小以及技术落后等。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因而同它们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同它们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它们有依赖性。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地、充分地得到发展，它们的发展始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统治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济，并没有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彻底摧毁，它们虽处于腐朽与瓦解阶段，但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农村，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保守与顽固的阶级属性，使它作为社会阶级总体的阶级成员之一，必然要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否则，无法理解中华民国刑法中封建性因素的内容。
二、清朝末年政治状况
清朝末年，清政府已失去泱泱帝国威不可犯的尊严，成为地地道道的“洋人朝廷”。
（一）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下降为次要地位。历史给予清政府这样一个机会：奋起反抗外族入侵，就会更紧密地团结本国国民，缓和矛盾，拯救自身危机。但是，已近暮年的清政府不仅无力乘此东风力挽狂澜拯救整个民族之命运，更反其道而行之，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镇压国民的反抗斗争。
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团以前从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2月1日，西太后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
陈天华在其《猛回头》中这样写到：“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我们做谋反叛逆的杀了。”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152页。
随着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与中国上述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相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鸦片战争后，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清末得以壮大。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最早出现于外国资本主义创办和洋务派兴建的企业，然后才产生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产生比起资产阶级有着更为宽泛的社会环境。到清末，由于工厂的普遍增加，工人人数激增，力量得以壮大，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们还没能作为一个觉悟的或自觉的独立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社会各阶级中只是处于追随者的地位来投入革命。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诞生。19世纪末期，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进展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相应地诞生了。除原有市民阶层的手工工场主和作坊主之外，最初的一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主要是由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的官僚、地主、商人转化而来。到19世纪末，这个阶级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先后领导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由于他们也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有要求改革或革命的一面；又由于这个阶级力量薄弱，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又存在着动摇性、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特性，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有所反映。尽管如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这个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民族资产阶级又可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他们在世界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新法制等方面有共同点。但是在是否要革命、革命的规模与程度、实行什么国家政体、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等问题上又存在分歧。由于这些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甚至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清末到民初，民族资产阶级是倡导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则倾向于革命，是倡导和发动辛亥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基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中国进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执行法西斯恐怖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上、中、下层其阶级利益及其政治、思想方面已日趋一致，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和改良派的明显派别对立已逐渐泯灭。从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充当了社会主义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
再次，逐步地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最初包括两个社会集团。一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培养扶植，直接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商人集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商人。而这些买办商人则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效劳中发财致富，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买办家族。他们凭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自己的经济力量，不仅在经济界有很大影响，而且同洋务派建立联系，参与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活动，甚至挤进清政府官僚行列，成为清末颇具影响的一股反动社会势力。二是由洋务派官僚在办企业中逐步形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前面已指出，洋务派创办的企业，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有封建性和买办性，而不少洋务派官僚则在办企业中捞取资财，变成官僚资本家，构成了即不同于封建地主、又不同于民族资本家的社会集团。
在20世纪初，上述两种势力互相融合，形成了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是清王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洋务派官僚更是清政府中的实力派，在清王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为了维护清王朝固有统治秩序，既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运动。
封建地主阶级是腐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腐朽反动的阶级，也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主要社会支柱。这个阶级虽然已经完全腐朽了，但是由于封建所有制仍然支配着广大农村，封建经济仍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大地主在清末仍有很大势力，能量依然巨大，而且受到清王朝政策和法律的严格保护。清末封建顽固派就是这个腐朽反动阶级思想的政治代表，他们顽固地反对任何改革，顽固地维护封建法统和封建成法，成为社会进步主要障碍之一。
农民阶级特别是其中贫雇农，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主力军。他们除了受原来王朝及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之外，现在还要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掠夺和残害。因此，鸦片战争后，农民起义依然连绵不断，并且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的特征：一是有的农民运动具有明显反帝国主义性质，如以农民为基本群众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二是有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影响，如太平天国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所包含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就至为明显。但是，农民不是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没有正确而坚定的革命纲领，因而不能领导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更不能引导这一革命走向胜利。作为农民起义顶峰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虽然规模巨大、波澜壮阔，但终于失败，其根本原因亦于此。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的历史作用，要看到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影响。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我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变，正是围绕这些主要矛盾而展开的。
（二）清末政治状况
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之外，从国内的情况来说，19世纪后期较主要的政治事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