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统治集团的所谓自救活动。1840年以后，清王朝不仅更加腐朽，而且其政权性质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它们已从原来的封建王朝变成了封建兼买办的政权，而且在人民反抗斗争下，日益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面对这种统治危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进行所谓自救活动。这一活动，首先是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提出的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自强新政”。它的主要内容是筹设海防，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培养洋务人才的新学堂和兴建新式军用、民用工业等。这些活动的特点是在保存原有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借此以加强本集团实力，重新稳定日益动摇的清王朝统治。其次是《辛丑和约》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下诏“变法”，做出一副行“新政”的姿态。对外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则玩弄“预备立宪”骗局并进行所谓的官制改革，法制改革等。这些“新政”并不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厄运，但这些新思想，在清末的政治、法律、思想领域却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2.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产生时起，就碰到许多阻力，内受清政府的压制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外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和排挤，处境困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环境，他们萌发了社会改革要求。经过一段思想酝酿和舆论准备，逐步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种改良运动，主要是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组成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他们从十九世纪末年到辛亥革命前有过两次较大的行动。第一次是1895年至1898年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这次维新运动中，他们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实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仿行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并幻想依靠光绪帝，以“君权变法”，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这次变法中，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变法维新仍未成功。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这次运动仍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发起，其领袖人物有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这次运动与清末修律关系甚密，并为清末的修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3.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894年孙中山在国外建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反清革命的开始。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潮取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而成为进步思潮的主流，民主革命浪潮也日趋汹涌澎湃，终于酿成辛亥革命。
4.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反清反帝斗争。农民反清运动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仍然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史上最突出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这些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封建政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和影响也是深刻的。
三、清末思想领域的变化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交替和社会大变革。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的“百家争鸣”，使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第二次就是清末民初。这时的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较春秋时期更为明显，意义也更加重大，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民主制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在冷静、客观地对比中、西方社会之不同状况后，意识到天朝大国有“不如夷”的地方，于是他们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来武力的侵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继此之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将向西方寻求真理作为治国之道。到19世纪后期，除了近代科学技术之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约论、分权论等进步民主的思想也被介绍到中国来，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知识也传入中国。学了新学的人们，“在很长时期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学和旧学之争。所谓新学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旧学之争按其实质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提倡新学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提倡新学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宣传和介绍西方社会学说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突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56页。
文字宣传是革命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独自活动的年代，宣传活动开展是不够充分的，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沉闷局面被打破了。《国民报》首先以崭新的面目在东京出现，它关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深刻地影响了象邹容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随着越来越多新型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宣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1903年和1904年，《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出版，《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发行。宣传活动几乎成为某些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些革命家名震全国，也首先是由于他们在宣传方面的功绩，这种情况是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时的必有现象。
革命思想构成清末思想领域主流。革命宣传家们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广泛地传播革命思想，这就不仅使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倾心革命，广大的劳动群众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后来，士兵、会党、农民、商人纷纷加入革命，与革命宣传家们的多方努力是分不开的。
宣传家们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指出，只有“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才能免于危亡，致中国于独立富强之境，宣传家们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竞争角逐的焦点，“瓜分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陈天华：《警世钟》，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0~61页。陈天华在《猛回头》里的揭示触目惊心：“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东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在《警世钟》里，他进一步指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在说明列强的侵略政策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试图对这个新出现的“大怪物”进行分析。杨笃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两个大人物意志的表现，而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他还指出，列强“耀兵力以索取商权”的政策已经变化，改变成以掠夺租界、铁道、矿产、传教、工商等权为主的“殖民政策”。他们向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本灌入”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1904年12月23日《警钟日报》。“凡资本所在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1904年12月23日《警钟日报》。这种分析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中，却也入木三分。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大提高。宣传家们还着重分析了当时列强侵华手法的变化。《国民报》指出，列强灭亡中国，“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年5月《国民报》，第一期。杨笃生指出，列强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方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共和生（杨笃生）：《论列强中国殖民政策》，1904年12月23日《警钟日报》。宣传家们尖锐地警醒人们：由于主权大量丧失，中国实际已经亡国，或者濒临灭亡的边缘。他们说，中国人“为白人所公有”，“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原国》，1901年5月《国民报》第一期。他们大声疾呼，处在这种形势下，“不兴必亡，固我中国之前途也”《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年5月《国民报》。陈天华正告人们：“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陈天华：《警世钟》，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1页。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热情得不到伸张呢？为什么“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呢？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反动政府卖国、专制，并实行种族压迫。他们勇敢地对清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
宣传家们揭穿清朝政府卖国贼的嘴脸。许多革命宣传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卖国澜言——“宁赠友邦，勿与家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情地加以揭露，他们历数六十多年中清廷丧师辱国，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历史，特别强调地指出，清廷连“发祥之地都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宣传家们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听命于洋人的走狗。他们说：“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为外人效奴隶之用者也”《论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1904年9月26日《警钟日报》。最鲜明地揭露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天华“洋人的朝廷”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处于这样特殊的地位，那么，要抵抗列强，就绝对不能依赖这样的政府，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未由。”汉驹：《新政府之建设》，1903年11月《江苏》第6期。
宣传家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满洲贵族实行的种族压迫。这一内容在所有的宣传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也最激烈。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认为，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邹容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贼满洲人而为君。”邹容：《革命军》，载《历代名人名家文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64页。他们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的种族压迫，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到镇压洪、杨，杀害谭（嗣同）、唐（才常），从垄断政权说到俯首洋人，从宫廷淫侈说到士农工商被钤制压榨，从衣服辫发说到各省驻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几乎都在清算之列。他们认为，清廷“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菹醢支那之志士，禁镏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民族主义教育》，1903年9月《游学译编》第10期。种族压迫既成了各种祸患的原因，也就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陈天华说：“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陈天华：《警世钟》，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0页。因此，他指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很显然这些议论是正义的，但也是偏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