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向曾国藩学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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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用人术(下) (1)

态度决定方法

领导者用人,态度事关重要。有两种态度决定怎样用人。一种态度是出自私心,为个人、为小团体、为圈子用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用人出于私心的现象比比皆是,朝廷中党派之争,根源就在这里。一些领导者从私心出发,拉帮结派,私结圈子,谋取利益,导致单位不和,原因也在这里。另一种态度是出自公心,为国家、为集团、为单位的发展大计用人。曾国藩认为:“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他不遗余力搜集人才、尽心尽力推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的出发点与根本点是出于“为国家之公义”,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得极廉极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气,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一旦不能得到需要的人才,他就有“则鄙人不得行其志,斯民不得被其泽者”之感叹。

最初,曾国藩在实用人才上,极其谨慎、小心。他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之所以要慎之又慎,原因是: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日: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者,过滥推荐使用人才,不爱惜国家给予的权力,是不好的表现;但是一味地谨慎,该推荐、该提拔、该使用的人才不推荐、不提拔、不使用,或者推荐、提拔、使用不得当,也是不好的。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用人上就存在过分谨慎保守的一面,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启用人才。1854年湘军成就卓著,大小胜仗数十次,其中收复湖南、崇阳、通城、武汉、半璧山、田家镇、蕲州、广济、黄梅等。这是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清军从广西到江苏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甚至规模如曾国藩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理应论功行赏。然而,事实是曾国藩显得“吝啬”,一年里,累计保举有功人员仅仅1107人。曾国藩不敢大胆大量保举,原因是过分谨慎。

因为谨慎,生怕太滥,所以掩盖了他对推荐、使用人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战争时期,很多人出来谋事,当兵打仗图个啥?还不是名?还不是利?还不是升官?这是人们追随他的基本动机之一,看不到这一层,而对他们要求推荐、提拔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指责他们是“汲汲于功名”,这样的态度,就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没有作出成绩,不推荐、不提拔是可以理解的;作出了成绩而不推荐、不提拔,没有道理说服追随者。领导者讲究公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曾国藩开始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把握好这一层,所以一些人才离他而去。后来,他看到并认识到了这一层,改变了用人策略,加大了军功人员保举力度,1860年小池驿战役一次保举1597人,1861年四月保举鲍超一军1800多人,安庆克服后保举人数多达3295人。推荐力度的加大,调动了三军将士的积极性。

然而,在实职人员的推荐、使用上,他还是非常谨慎。他认为:

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强调使用正人君子,而不滥用人,用不好的人,是曾国藩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他推荐使用人才主要从三个层次下手:一是有功人员推荐,包括军功、后勤保障、地方行政出色等方面的人才;二是地方州县官员推荐使用;三是巡抚一级官员的推荐使用。这里我们使用“推荐使用”四个字,而不简单讲“使用”。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清朝大小官员的任命都要得到朝廷、吏部的批准,地方官员有推荐权,但是真正用谁不用谁还是朝廷说了算。曾国藩作为地方大员、国家砥柱,主要是为国家推荐人才。但因为曾国藩位高权倾,而且国家依靠他,所以,对他提出的人才使用计划,一般不予驳斥,因此,表面上是推荐人才,实际上是实用人才。

曾国藩用人出自公心,是为国家、为干事用人。有两种人他是不用的。第一是胆怯者。军队是一个需要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使用胆小怕事的人,可能会造成某些危害。早年曾国藩想用湖南的一个叫徐有壬的官员到他幕府工作,徐不愿意,曾国藩事后说徐胆小怕事,不用也罢。第二是不使用冗员。所谓冗员,就是多余的人员,不能干事的人员。很多行政机关人浮于事,这些多余的人员就是冗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唐朝以来就主张机构改革、消肿去冗,可是怎么也改不了革不去。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用冗员,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做法。他强调:

若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则空劳往返,收之则渐成冗员也。

他要求方翊元给他介绍人才,但是不要介绍无用之人。他认为一用冗员,贤能的人就会离去,“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使用贤者与使用冗员是事业兴衰的分水岭,所以不能不摒除冗员。他的妹夫早年到北京投靠他,想某一个差事,曾国藩认为他没有才能,打发他路费,安排他回家。曾经变卖家产支持他进京赶考的南五舅去世后,其独子江庆前来投奔。当时曾已任两江总督,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位表弟疏懒无才,要他办的事,一件也办不成,却又喜欢以总督表弟自居。失望之余,曾只好委婉而坚决地劝他回去。需要说清楚的是,湘军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一个组织,曾国藩所不用的亲戚,是没有才华、没有一技之长的亲戚,而有才华能干的亲戚他是求之不得、用之唯恐不及的。

对于那些有非议的人才,曾国藩也不推荐。他说:

所保各员,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谕不准调营,寄谕恐弟为人耸动。盖因金君经余两次纠参,朝廷恐余兄弟意见不合也。大抵清议所不容者,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又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推荐人才,也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不可能总是收到双赢、三赢的良好效果的。有的人推荐了,遭到反对、驳议;有的人自己并不想做官,推荐了,反而受到责怪;有的人被推荐了,其他的人认为保的不准确,不恰当。这些人曾国藩也不很卖力去推荐。但凡有争议的人,一般也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推荐有问题的人,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不用,则可以从源头上堵住问题的出现。

说实在的,曾国藩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比别人更加勤奋的人,看人虽然准确,但是也并不是个个那么准确,他也有过看人失误、被人欺骗的时候。曾国藩喜欢说话“有条理”的人,有一个人正好利用这一点,有条有理和曾国藩说了一番治军的道理,曾国藩信以为真,安排他先做了一些具体的军务后勤,结果那人带着1000两银子逃跑了。有人建议把他抓回来,曾国藩说:他说得有道理,所以我相信了他,他只是骗走了一些银子,没有什么危害;要是去抓他,他就会逃到敌营中去,为敌人所用。这个事成为一时的笑谈。

事业决定用人

做什么事用什么人,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准则。这和一些领导者按照有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做法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事业安排人,后者是为了人安排事业。前者是对事业负责,后者是对人负责。对事业负责,就会考虑人才的质量,考了人才的能力,对人负责,关注的是人的安排,解决了人的安排就万事大吉,至于事业搞不搞得成,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后果是前者使事业中兴发展壮大;后者使好的事业靡费不振,甚至失败。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一个重要的做法是重视人才的独立发展。凡是那些有独当一面,有自立门户的能力的人才,曾国藩都愿意他们独立出去。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值得玩味。他说:

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堵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关于人才独立发展的问题。曾国藩注重的是让人才独立发展、自立门户;而李鸿章则对手下管得很严格,不让他们单独发展。

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沈葆桢、李瀚章、李续宜、郭嵩焘、毛鸿宾、阎敬铭、刘坤一、曾国荃等等,都属于湘军集团,但最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独任一方的大员,脱离了曾国藩的直接领导。这和曾国藩让他们独立发展是分不开的。胡林翼1854年以贵州一道员的身份参与曾国藩的东征,曾国藩不忌其才,极力向朝廷推荐他“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所至皆惬民望”,“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又说他的才能远胜曾本人。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胡林翼很快得到重用,担任湖北巡抚,为湘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晚清中兴三大臣之一。刘长佑更是早在曾国藩之前就升任为直隶总督。沈葆桢、李鸿章都是从一个普通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正职级别,不断推荐,而一跃成为正部级干部。

左宗棠能够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与曾国藩的大力推荐、小心呵护、全力支持分不开。他推崇左的才华,认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确有心得”。在曾国藩的盛赞下,朝廷不断提拔左宗棠,由四品京官一路升到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为了让左能够充分地独立发展,曾国藩将蒋益澧一军转交给他带入浙江,自己辞去督办浙江军务之职,给他筹措军饷;左升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又将自己的爱将刘松山一军划拨给他。正因为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左宗棠才能够得以不断壮大、发展,终于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第二个重要的做法是和谐用人。曾国藩认为:“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统领的团结是治军的重要保证。用一个人必须能够起到团结湘军、和谐全军的作用。最典型的是关于小池驿战役前总人选问题。1859年底到1860年初,曾国藩、胡林翼精心策划了以太湖、潜山为核心的小池驿战役。这次战役是湘军全面向安徽境内推进的重要战役,是实施安庆攻城战重要的外围战,成功与否关系到湘军的成败与今后的走向。当时荟萃于此的湘军主要有四支:多隆阿一支、鲍超一支、唐训方一支、蒋凝学一支。湘军已经包围太湖、潜山,曾国藩驻扎宿松,后来曾国荃也由江西赶了过来。这么多的将领云集于皖西,需要一个前敌总指挥以便统一调度指挥。谁可以胜任这一职务呢?曾胡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曾主张采用鲍超,胡主张使用多隆阿。胡林翼是想“伸一抑一,用其归一之力”,即伸展多隆阿、抑制鲍超,已达事权归一;而曾国藩的用意是想“用其赛胜之力”,即让两个争胜。他在写给胡的信中很清楚说到:

细察舆论,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而多好理坟山争斗等讼事,又凌辱绅士,颇为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多、鲍二公正以彼此争胜、争强故,各自力战,不肯落人后。若鲍归多统,则多之意满而鲍之兴沮,彼此皆无争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