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西蓋又。连环相生，故善端趣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之所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换回土地之生机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教学互长”，领导者将自己的德、自己的善教给别人，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达到相互提高的作用。
诫之以言，就是对追随者诲人不倦。在这方面，曾国藩可以说是“喋喋不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教育人的机会。他教育的内容也很广，包括如何做人、如何打仗、如何学习、如何做官等等，教育追随者如何做到“公”、“明”、“勤”、“廉”，如何爱护下级、爱护百姓。陈国瑞是人品极差的一名将军，据曾国藩调查，陈所过地方，70%说他恶劣。对于这样一个人，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教育。他曾经写过一个长篇批文教导他，这里抄摘部分：
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诫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土，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
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归其节制，……该镇好攻人短，讥评各路将帅，亦有伤于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今该镇虐使其下，气凌其上，一似此心豪无畏惮者，殆非载福之道。凡贫家之子，自恃其竭力养亲，而不知敬畏，则孔子比之犬马。乱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则陷于大戾而不知。嗣后，该镇禀命而行，不可擅自专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量，挽回旧日之恶名。此不梗令之说也。
以上三者，该镇如能细心领会，则俟军务稍松，前来禀见。本部堂于觌面时，更当谆切言之，务令有益于该镇，有益于时局。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一功也。
试之以文，就是文化考试。主要是作文。曾国藩极其重视文化考试，以此选拔人才。1864年，他攻下金陵后，上书朝廷，请求批准乡试。当时，江南已经十多年没有举行乡试，江南贡院也破坏殆尽。曾国藩拨出专款，修复贡院，并于当年年底举行乡试。这次考试，对于迅速平复江南士子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标志着经过战乱的江南大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恢复了正常，走上了正轨。
考之以事，就是让人才到工作实践中去学习、提高。曾国藩所说的：“人才以历练而成”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刘铭传的长处是果敢侠义，短处是缺乏渟蓄。为了培养他坚忍的领导气质，曾国藩采纳他河防策略，并且安排他守沙河，目的就是“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渟蓄也”。以刘铭传的骁勇，终成一代名将，首任台湾巡抚，曾国藩功不可没。
督责艺术
奖励、教育固然极其重要，但是如果领导者单纯只讲奖励、教育，那么未必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或许正好相反，奖励助长骄横跋扈，教育也只是耳旁风。这种情况，在人治的国家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在人治的国家，治理主要依靠领导者的品德去影响人，而不完全是靠健全的法令制度。晚清之所以走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法制松弛，恶人恶事得不到铲除，社会、国家也就一点一点的发炎溃烂，以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1859年的直隶官场就是一个溃烂的官场。据他记录：
直隶之吏治，……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馀，未曾坐堂一次、讯结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摇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今虽军事大定，尚复派修城之资，索前欠之费，诛求无已。大吏过于宽厚，罔恤民艰。形溃政出多门，相忍为国。劣员于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是总督之事权不一，属僚之径窦愈多。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毫无忌惮。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
孔子曾经痛心地说：“苛政猛于虎。”晚清时直隶的政治，不仅仅是苛，更主要的是腐，司法腐败、官员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对于这样一个腐败、混乱的官场，曾国藩提出的解决措施是“严立法禁，违者重惩”，“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他参劾了一批官员，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些官员来任职，颁发了告直隶学子书，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积案的处理，不到一年的工夫，办理积案一万多件，直隶政风为之一变。他曾经颁发了一个《劝诫州县四条》，其中第二条专门就“严刑”提出具体要求。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即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反映了曾国藩“严刑”的思想，他以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治理国家采取严刑为例，指出严惩恶人是地方官的职责，是明白是非、伸张正义、爱民安良的表现。地方官要是不严格执法，不按时处理案件，就是糊涂、懒惰，是害民。所以他强调：“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
曾国藩是比较注重制度建设的，他认为：“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是管理军队与地方的重要保证措施。他曾经对淮军将领说过这样的话：“扎营打仗，须学霆军；规矩肃静，须学湘军。”可见他对湘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是肯定的。在湘军的管理上，曾国藩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制度，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危害。对于一些牵涉到军队健康发展、关系到百姓的事项，更是有严格的要求，一旦触犯，就会遭到革职、降职、枪毙等等的处分。杨复成是提督周世宽的副将，他多次侵吞军饷，总计白银624两。
中国古代处理官员一般是要“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看主人”的，周世宽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要处理他的副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曾国藩还是下定决心，上奏朝廷要求严处。他的理由是：“不顾饷需之支绌，不恤士卒之艰苦，刻薄贪忍，涣散军心，实属法无可贷。若非明正典刑，何以儆效尤而肃众志。”吴燮和是五品衔署安徽庐江县，他办理军务，虚开票证重复报销，又以缓解百姓疾苦的名义请求朝廷缓收上年田赋，但实际上自己却“私收亩捐钱米至二三千串之多”。为了鼓励廉洁之政风以儆效尤，他建议朝廷将他“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且追回赃款。成大名手下有几位营官打仗不得力，有失职之责，曾国藩即给予严处。郭松林到淮军后，在上海娶了五房姨太太。一般的情况是姨太太娶得越多，越需要钱，工资收入有限，就要从其他途径获取。郭松林的做法就是吃空饷。曾国藩建议李鸿章对郭松林“撤营参办，追缴口粮，不宜姑息”。
曾国藩讲究督责艺术，严格处罚触犯制度的下级，但是有时也非常苦恼，力不从心。随着战争的深入，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越来越大，很多人性格中恶的方面暴露无遗，不团结的问题、贪污克扣军饷的问题、抢掠百姓的问题、军队中哥老会活动频发，军官腐化生活严重，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治理军队的一大问题。曾国藩曾经向李榕诉苦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最令他无奈的是他明明看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甚至还需要依赖这些不讲纪律的追随者来完成他的事业。问题集聚到一定程度，总是要爆发的。曾国藩离开两江总督之任北上剿捻以后，留在江西、皖南等地的湘军，以及鲍超入闽与入川部队相继发生哗变，就是后期制度管理不能到位的表现。曾国藩的苦恼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苦恼，而是人治制度下的苦恼。在人治的制度下，实施法治，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而只是一种被人的意识、人的感情、人的爱好所左右的治理，是一种畸形的治理。在这种制度下，哪怕是再好的制度、再好的领导者，也无法真正作到依法治理。所以，晚清虽然被曾国藩等挽救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