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指挥权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权力范畴，古今中外但凡政权的更替交换很少不与军事指挥权的移位有关。西汉诸王作乱、东汉的董卓乱政、曹操专权、唐朝的藩镇割据、宋朝的赵匡胤兵变等等，无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所以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是兵权，最谨慎的是兵权，最担心的也是兵权。咸丰与曾国藩集团的权力博弈，核心就是湘军的指挥权、控制权。
两人的博弈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曾国藩死死抓住指挥权不放，另一方面咸丰也没有光明的理由剥夺曾国藩的指挥权。因此，两人展开了智力的较量博弈。咸丰的做法主要是两个：一是直接调度曾国藩的下级军官，调度形式也是两种，有时自己亲自调度，有时通过地方督抚调度，逐渐削弱曾国藩的指挥权；二是不给曾国藩地方权力，让他在夹缝中求生存，等到他生存不了的时候，主动退出。这两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尽管曾国藩一直坚持着、支撑着；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中途离开。离开是为了回来，入山是为了出山。当曾国藩经过反思后，再一次出山的时候，他运用权谋的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再一次夺回了湘军的指挥权。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次年节制四省军务，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被清朝新一届领导者重用，“其敷乃心腹，弼予郅治，朕实有厚望焉”。
构建权力平台
曾国藩认为要干一番宏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平台。没有坚实的平台，单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赤手空拳，是干不出什么事来的。三国时期的刘备前期若干年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的平台，也没有自己的事业；等到诸葛亮一出，巧借荆州，才有了夺西川的平台，才有了蜀国的创建基地。曾国藩深识期间奥妙，他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建立一支由他指挥的军队。中国人最喜欢讲的是一个“势”。得势则兴，失势则败。势，就是形势、环境、政策、要求等等。对于个人来说，势是指创业的条件、机会。条件成熟了，机会来了，能不能抓住，就是领导者个人的素质问题了。曾国藩最善于取势，抓住机遇，构建自己的平台。
湘军，主要指楚勇、湘勇、曾军以及其他的军队。在曾国藩创建水路曾军之前，不论是江忠源的楚勇还是王鑫等的湘勇人数都不多。江忠源最初只有五百楚勇，王鑫也只有几百人，后来有了两三千人，战斗力还是不强。真正遇到强敌不经打。因此曾国藩决意将军队做大，是他第一个将湘军做大到将近两万人，而且水陆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兵者，凶器也。”军队是国家的利器，只能由国家掌握，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也不允许私人拥有强大的武装，特别是在满清排汉的政策下，曾国藩将湘军迅速做大做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高明博弈的结果，是他高超的用权艺术的结晶。
清朝团练始于嘉庆朝。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迅速蔓延至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1799年清朝政府推出“团练”措施，由国家出钱，地方政府、地方乡绅等依靠农村基层政权——保甲，组织乡民训练，对白莲教实行“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孤立与打击了白莲教，稳定了政权。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咸丰皇帝慌了手脚，于是祭起他祖宗使用过的法宝，下令让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的绅士创办团练，企图以此镇压太平军，维护清朝的统治。当时全国乡绅几十万人，受命组织团练的清朝高官与乡绅几十个，全国出现了团练热。曾国藩的团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
咸丰虽然倡导团练，但是究竟怎么搞，没有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正因为清政府没有对团练作出具体的操作要求与规定，这就给创办团练的官员、绅士以很大的发挥空间。做大与做小、高明与低明、做强与做弱，关键之一在于你怎么去理解它。王鑫认为，团就是团拢一气，彼此相救，生死相顾。练就是练兵器，练武艺，练阵法，尤其要练胆，而练胆必须练心。王鑫从字面理解团练的含义，就是抱团训练的意思。按照这种理解，要想做大团练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的理解出乎时人之上，他从团练的目的、团与练的关系、创办团练的做法三个方面理解，对团练给予了全新的诠释。
从团练的目的看，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
创办团练是为了维护好本地的社会治安，而不是拉出去打仗。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锄头、镰刀、竹木等等，参加的人员则是乡村青壮年；平时的主要工作不外乎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里造谣生事的人，打击逃兵游勇，真正发现小股、大股匪徒，立即报告州县，甚至省城，派遣专人去征剿，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从团与练的关系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
从创办团练的具体做法看，“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团。然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宁乡两县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练局境上。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
这里有三个意思：一是只在长沙省城设立一个练局，长沙俯近的城市不设；这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人数问题，不求多只求精，400人为宜。三是强调人员的素质，选人精严，临阵不怕，也就是说用得上场，不是拿来做摆设的。
有了全新的理解不等于就可以建立一支全新的、强大的军队，还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同意。地方政府很容易搞掂，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是张亮基，他正需要一个能人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曾国藩的到来无疑是满足了他的要求，曾国藩的主张，他是完全赞成的，并且全权交给他去办。
得到张的支持容易，得到咸丰的支持难。为此，他专门上来一道奏章来阐述自己的主张。
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操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效，练一月有一月之效。……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其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
这道奏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抓住了领导者最关心、最需要的心理。他从当时最实际的长沙防务入手，指出长沙兵单力薄，不够防守，因此需要创办一大团来防守省城以及镇压省内土匪。省城的防守，一省的安定，当然是咸丰最关心、最重视的。曾国藩创办大团的出发点与目的，非常切合咸丰的心思，因此，他没有理由拒绝。第二个特征是在实际性问题上虚晃一枪。这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究竟大团要办多大。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没有具体说，也不好说，说了就不好办。所以他避实就虚，谈选择勇的标准、谈训练的方法、谈训练的目的。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咸丰所要关心的，咸丰应该关心的是你这个团究竟要办多大，大得他是否能够容忍。为了进一步转移咸丰的视线，曾国藩阐述了国家军队腐败不能战的原因。随着太平军从广西到湖北，咸丰已经撤了不少大员的职务，也深知旧军队的弊端，因此当曾国藩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也是心痛的。因此没有仔细思考，就签发了。
得到了咸丰同意办一大团的尚方宝剑，曾国藩就可以凭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但是真正要办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还需要一个条件，即是否需要那么多人。如果不需要，他却训练那么多的勇，那样咸丰就会怀疑他的用意，及时制止，甚至处罚于他。所以，1853年8月到衡阳之前，他一直是小打小闹的。到衡阳后，他的目标就更大了。这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真正办大团的机会成熟了。一是太平军占领南京，建立了新政权，为巩固新政府，发动了西征与北伐，安徽、江西、湖北战事告急，而清朝没有足够的，甚至像样的军队调往这几个省，亟需增援部队。二是江忠源出省征剿，需要家乡支持。湖南派出由兵、勇组成的3600人出省支持，7月南昌一战，湘勇大败，死亡70多人。
形势的变化使曾国藩看到创建一支军队的曙光，产生了“不若精练楚勇万人，除江西现有之勇，再添六千人，概交令兄岷樵统带，以为扫荡群盗之用”的想法。他的理想也由单纯的保湖南提升到“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保天下大局”，他的信念也改变了，“但使此身有丝毫利益于国，亦不复坚守不出省之说”。说实在的，这个时候，清朝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而且太平军气势如虹的西征、北伐、南讨，让咸丰焦头烂额。清军虽然在南京城外建立了江南大营、扬州建立了江北大营，但是自安徽到武汉的千里江面，就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咸丰就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哪里凉一点就往哪里逃。所以当他听说曾国藩训练了6000人的时候，一个最急切的想法就是尽快的将这支军队拉到战场上去，而没有考虑该不该由曾国藩来建立这样一支军队。
曾国藩与清廷的第一次博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事业平台。随着这支军队的建立与建功，曾国藩与咸丰的博弈逐渐展开、升级，为此曾国藩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
不惜正面冲突
好不容易组建了一支军队，现在曾国藩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支军队由谁来指挥？如何行动？就曾国藩而言，他当然想把这支军队操控在自己手里，按照正确的决策行动；不过这是曾国藩的单方面想法，咸丰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想，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理所当然想获得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事实上，咸丰也是积极主动地来调度曾国藩。
1853年9月，太平军西征攻克黄州、汉阳。湖北告急。咸丰连续3次下旨，要求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
10月，咸丰立即下令曾国藩“即将选募之楚勇六千名，酌配炮械，筹雇船只，由该侍郎督带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肃清江面贼船。”
11月，江忠源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就急急忙忙奔赴安徽。而他所带的兵力远远不够。当时太平军在安徽所向无敌，攻克安庆省城、桐城、舒城，威逼庐郡，周天爵、吕贤基战死。宋晋建议朝廷命令曾国藩“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速殄贼氛”。咸丰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立即命令曾国藩：“自洞庭湖驶人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
12月16日，咸丰下旨，要求曾国藩赴援安徽，“以济燃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咸丰想急于调动这支军队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而他对当时曾国藩训练军队的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究竟训练得怎么样，能不能立即拉出去打仗，拉出去后胜算有多大，一概不知。
对于咸丰急于星火的催逼，曾国藩采取的博弈策略就是按兵不动。所谓按兵不动，就是准备不充分不出兵。准备主要包括勇的招募与训练，战船的制造、购买，枪炮武器的添置，后勤保障的筹措，军队编制的设计等等。曾国藩从1853年9月开始构思练勇6000人，10月底考虑水师的问题，按照计划进度，组建水陆两军，至少要到1854年元宵节以后才能出征。曾国藩与咸丰的矛盾、冲突其实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问题。对于曾国藩来说，有了几个月的准备，就可以拉出一只像模像样的军队；如果没有这几个月，拉出去的也许就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