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理所当然的思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事业，是为了国家的大业，是官场中同道都要主动关心、支持、参与、帮助的事业。同道的关心、支持、参与、帮助，应该是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他参劾陈启迈的奏章中。他认为：
凡饷项丝毫，皆天家之饷也，又岂陈启迈所得而私乎？乃陈启迈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制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饷项是天家的饷项，又不是陈启迈的，他为什么不给付？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天家的事情，不是我曾国藩个人的事情。陈启迈理应无条件配合、支持，而不应该拿国家的饷项来购买个人的恩义。为国家干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无条件，这是至理。可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人私心重，当国家需要、组织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自己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利益，甚至利用组织、国家的危急来经营做大做强个人利益。曾国藩没有看清这一层，“为国家不顾私情”，自然会碰壁。
至柔非柔
至柔非柔，是一种以柔克刚的领导术。我们知道，水是至柔的，但是水的力量是至强的。日本海啸，掀起十米巨浪，足可以吞灭一切。吕布英勇无敌、庞德也是战无不胜，曹操、关羽用水攻将其擒灭。领导者懂得柔术，一切困难都可以消除。
1857年3月到次年6月的曾国藩，处于事业极低谷、最不顺畅之时，以“内外交困”四个字形容最合适。外困，主要是环境的不容、不理解。国家在打仗，他要终制。对这个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满意。罗汝怀认为他不顾事情的缓急轻重、他先私后公，不顾天下的公义，而满足自己的私谊。左宗棠批评他虚伪、欺骗。左宗棠当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深得骆的赏识与重用，一言九鼎，他的评价立即得到湖南士绅的响应与认同。对此曾国藩很是烦恼，心中一直耿耿难以释怀。他离开江西后，局势正一步一步朝好的方向转化，丢弃的城市、土地大部分收复，他带去的人很多也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大的不满、生出烦恼与痛苦。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过于强硬、刚毅的领导风格不适应官场，不宜于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他接受了好友的建议，开始研究道家思想，内心变得超脱、轻松。他开始后悔自己过去太刚，所以受到阻碍，看到了“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因此转向平实，“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平实是一种较之于刚毅更趋向于平和的领导风格，是一种典型的柔术。平，就是平易近人，平常态度；实，就是实实在在，对人诚恳谦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谦虚不傲，放下架子，走近他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归纳的人，他总结的“家败四道、身败四道”非常有道理。“家败四道”就是“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四道”就是“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八败之中，有两个是傲慢、骄盈。傲慢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神色傲慢。“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他有自己属于“生平颜病孰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飞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脸色与作文中都有傲气。这是他的毛病，是得罪官场的原因。
改变之后的曾国藩，脸上焕发出勃勃的平易之气，行动上则俯身低就，主动与各路人等接触，主动去拜访各路人员，迅速拉近了与他人的距离。作为领导者，要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必须放下架子，走近他们、亲近他们，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或者平辈，一旦与他们亲近，效果立马会显露出来。1858年6月，曾国藩复出，他走的线路是湘潭—长沙—武昌—巴河—湖口—南昌。这一路，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见从总督、巡抚到各个部门的大小官员。总督、巡抚，曾国藩去拜见是必须的，但是一般的衙门的小官也去拜访，是不是多余呢？不是的。小官都是做事的，要见一次曾大帅，谈何容易。现在大帅亲自来拜访，感觉一下子就亲近了。以后曾大帅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小官自然会鼎力支持。
事实证明，这次拜访，得到了普遍的支持。过去以来，骆秉章、左宗棠对曾国藩有不同的看法，支持力度也不够。这次拜访使得前嫌顿释 。军力上，过去由王鑫统领的老湘营张运兰部，以及萧启江部调归曾国藩领导，骆秉章还将自己统领的吴国佐1200人调给曾。以后，曾国藩派人回乡征勇，都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财力上，湖南成立了东征局，曾国藩成立了专门的粮台，李瀚章负责，组织了一批人办理粮饷，在正常的税收的基数上，增加50%厘金，专门用于支持曾国藩东征。湖北呢，也是源源不断地支持湘军军饷，像李续宜、李续宾部主要由湖北供应军饷。由于与官文拉近了距离，很多重大的问题，官文都能够出面帮助曾国藩协调。后来，很多重大问题，曾国藩向朝廷汇报时，甚至打着官文的名号，说我和官文商量怎么怎么的。官文是满洲人，湖广总督，咸丰亲信，曾国藩这么好的态度，自然可以逐渐得到皇帝的另眼相看。
第二是宽容有度，容忍他人，做事趋向温和。曾国藩一直讲究宽恕。他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就将谨言慎行、敬、恕、诚、静、勤、润作为“德成”的重要内容，非常强调“恕”的作用。他认为：“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干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做到宽恕，要从仁礼等下手，做到自己要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做到“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知仁”就是恕，就是宽。他指出：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仁道即恕道。恕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体仁足以长人”，即“立人达人”。立人达人内容非常广泛，既是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培养，也是对人能力才华的赞扬与肯定；既是给人才创造良好的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使其能够脱颖而出，也是要善于识别人才、敢于启用人才，特别是不能亏待那些能力强、干事有成的人；既赏识、培养人的学识水平，也注重人的处事方法的培养教育；既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宽以待人。过去有很多流言蜚语让他心烦心躁。掌握了柔术后，他不再纠缠于这些琐琐碎碎，而是笃行自己的志向，“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他说：
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不再理会流言蜚语和别人的诽谤攻击，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同御外侮。有一段时间，属下、朋友将左宗棠骂曾国藩的情况告诉他，曾国藩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你骂你的，我做我的，浑然不知。这种态度必须修养极高的人才可以达到。过去，下级犯了错误，曾国藩是要严格处理的。后来也有所改变。1866年实施河防策略，施行分段责任制。河南负责其中的一段，但是时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对此并不重视，敷衍了事，结果捻军利用朱仙镇以上、豫军分汛七十里、修筑未坚这个空挡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圈。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是要参他一把的，但是现在他不参了，不仅不参，而且多说好话。按照湘军的纪律，军营中不准结会，然而随着湘军的纵深挺进，出现了哥老会。对这个会，曾国藩没有给予严厉处罚。相反说哥老会有两种好处，“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人会。”后来湖南要处理参加哥老会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利用该会闹事的人时，曾国藩还为他们说好话，不给予严厉处分。哥老会后来成为参加孙中山抗清的重要力量，这和此刻曾国藩的宽容是有关的。
三是做和事佬，调和下级矛盾。陈湜在山西当按察使，秉承了曾国藩刚毅的领导风格，看不惯官场的恶习，参了几个官员，引来一片叫骂声，心里很苦闷，向老领导诉苦。曾国藩教导说：
与人共事，而必欲尽如我意，固已势有所难，因不如意而疲之已甚，知后来戋零远胜于既往耶？阁下英年气盛，自思锐志有为，然纵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力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安心妙法。
这里所说的就是领导者要能够容人，对不同的人，要能够容忍，不可要求一致。有一段时间，刘铭传对李鸿章有意见，指责李对他使用权术，因此不满，心生退志，曾国藩多次写信去协调。由于曾国藩的协调，消除了刘对李的误解，回到了李鸿章的领导之下，保持了淮军的团结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