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吉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俄罗斯、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华形成了势力范围。对这些国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曾国藩有一个初步认识。他认为英吉利狡黠最甚，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法，但害怕英吉利争斗；又说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出面协调过中英矛盾。由此他认为，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分别对待。在西方列强各国关系上，他认为：“夷狄以利交，利尽则交疏。连鸡不栖，或非深患。”曾国藩的这些见解，不能不说有一些道理，若能够加以妥善利用，对于驾驭外交事务来说，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曾国藩看到了西方国家对法律的遵循，他指出：“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也。”英国人在中国经商，不抵触中国的检查，这是宽恕之道。并且举例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馀万与监督吴道。”据此，曾国藩认为“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认识到洋人随时都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骄横傲慢，看不起中国人。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曾国藩多次提到，与外国人交往要谨慎，他指出，倘若稍有不慎，甚至“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衅端”。曾国藩逐渐看到了西方列强剥削中国百姓的罪恶本质。他在写给奕的信中指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如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撵、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他认为，洋人到中国，目的就是要“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即采取剥削的办法，困隘中国百姓的生计。事实上，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加速，中国小农经济逐步濒临破产，中国百姓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难。
他认为“自古驭外之法，在太平之日则虑损国威，当有事之时则虑开边患，盖内地之寇未除，则外患力难并营，势使然也。”国家太平，处理外交事务，担心国威受到损害；国家危难之际，又担心产生外患，引起战争。因此，内部忧患没有解决，很难同时消除外患。
弱国外交领导术的形成
1870年八月初七，曾国藩接到调补两江总督的上谕的同一天，给朝廷上了一道《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折中阐述了他办理外交事务的基本态度。他说：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全，鲜克有济，所为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形成了“言势”与“言理”两种处理外交事务的观点。言势的人，过分强调外国势力的强大，讲究消弭灾害，一味强求不与外国人构恶。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忽视立国根本，不顾百姓疾苦，苟且偷安。虽然不至于与西方国家立即决裂，但是时间一久，国家、人民就会疲惫不堪，无法振作自强。言理的人，要求打击西方侵略者，一洗鸦片战争之耻辱，但是他们不能知彼知己，不能准确估计对手与自己的力量，不能统筹全局，徒有虚名，按照他们的想法办理外交事务，将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害。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真正用到治理外交事务中，危害大于利益。
曾国藩主张“理势并审体用兼全”，既要讲理，又要讲势；既要讲究根本，又要讲究形式、手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形势“盘根错节”的地方，更加需要有“适时应变”的才能。“理势并审体用兼全”，讲究灵活变化，就是既要坚持攘夷的正论，报鸦片战争之耻；又要充分认识到当时国家贫弱、外国强大的形势；既要讲究自立自强，讲究国家利益，又要讲究外交的形式、手段、方法，对待不同的外交事务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应该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基本点，也是我们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立足点。这种观点，看上去是给言理与言势者各打五十大板，有些中庸的味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种态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与国际环境认识的结果。曾国藩一走上清朝的政治舞台，所面临的一个最大也是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他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西方列强环逼中国，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英国。英国在17世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遥遥领先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掠夺与扩张，在中国则发动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俄罗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成为他们追逐、蚕食、掠夺的肥羊。
在京城为官的十多年里，曾国藩一直在追寻理学的最高境界，与唐镜、倭仁等打得火热，一心只想做一个进德修业的君子，对西方列强的国情毫无认识，更谈不上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了；组织湘军后，曾国藩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太平天国上，对外国仍然知之不多。直到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才开始慢慢地了解英法等国家，特别是担任总督后，由于朝廷的垂询，需要这位地方官员建议建言，加之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曾国藩的涉外知识才开始多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领导力带有明显的先天性不足，这就像一个剑客，面对自己的对手，自己却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能看到对手的面目，只能凭耳朵的听力去判断对手的位置。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长期以来，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施行全面封锁，外国人“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闭关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从历史发展来说，它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在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这种闭关政策的施行，全部退回到封建时代。从文化建设来说，它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对西方国家缺乏了解，他们所创造的科学文化也就无从知晓。从外交来看，清朝政府没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既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公约，也不知道运用法律条文来作为外交的手段；既对外国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也不敢直接地面对面地和外国人打交道，更莫说针锋相对的谈判。当时在官场存在言理与言势两种不同的外交思想，在朝廷上，也存在战守与议和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存在。这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作为一个地方大员不可能违背朝廷的意旨行使个人的主见。1867年换约之际，朝廷征求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战守与和议两种倾向同时出现，“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在二月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说：
和约规模略定，大致尚属妥洽。此次换约章程下廷臣会议，执众口之意。腊月二十四五在内阁集议，二十八日复奏。醇邸虽有另摺，大致仍守和议。正月初三日醇邸复有条奏，则以战守为主。谕旨令醇邸与大学士会议，初五日会于内阁，三相皆推鄙人主稿，即仓卒交卷。虽附和醇邸之正论，而亦不能背于总署之和局，略似对策体制而已。
和议是清廷主导的外交政策，虽然曾国藩也附和醇亲王战守的政论，但真的要他起草换约书时，他必须遵循和议这一个指导原则。这对他处理外交事件，是很有影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870年天津教案由他去处理时，他就感到棘手、担心，并且写下了遗言。他这样写道：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议，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天巔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不但畏惧他们的“性情凶悍”，更是“反复筹思，殊无良策”。用“束手无策”来形容此时的曾国藩，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竟然这样害怕与外国人交涉？根本的原因是清朝没有成熟的外交政策，和议和战守两种思想冲突中，和议思想占据上风。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时生怕稍微不慎，即起战端。从这里足以看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苑书义在《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里这样描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他说：
十七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汉、唐盛世并不逊色，但是它处的世界形势却大大不同了。因在清王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经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十八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就明显地落后了。那时，刚好是清朝的乾隆中叶，这个王朝正循着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走向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十九世纪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蓬勃发展，而清朝经历了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江河日下了。
这里的描述，很好地给我们介绍了曾国藩所处的国内环境。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的2/3，但是国力却远远不及英法等国。用先进的近代工业成果武装起来的西方诸国，轻轻松松就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清朝国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贵族地主手里，皇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政府、军队极其腐败，各级官吏，招权纳贿，无恶不作，贪污成风。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鹰鹳徧野，豺狼噬人。”军队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战斗力几乎为零，未见敌人就跑的现象比比皆是。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种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时烽火遍及黄河以南。曾国藩自从1853年底创办理团练，到1860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一阶段，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交活动，所有的外交言论主要见诸于与朋友的书信之中，只是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担任两江总督以后，“朝廷依之为砥柱”，遇到外交上的事情就主动下谕征求他的意见。比如购买轮船、借洋兵助剿、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重大问题，都及时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曾国藩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国内社会环境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当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同时爆发，处理两个矛盾反生冲突时，需要作出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面临着两面作战的现实。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目的是灭亡清王朝，而英法的目的重在利。要达到消灭太平军的目的，必须安抚英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攘夷必须安内”的外交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城下之盟。
从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形成，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外交领导力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是畸形性、过渡性、摸索性。所谓畸形性，就是指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是在长期以来清朝闭关锁国、不与西方国家交往、英法等侵略者用坚船利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当时的政府与他们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外交，外交活动不是正常在主权国之间开展，带有逼迫性、胁迫性，外交不能按照清政府的原则与要求开展。过渡性是指曾国藩式的外交是特殊时期的外交，过了那个特殊的时间，新的外交理念、手段就会替代之。摸索性是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从零起步，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需要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保护了国家的利益，也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还原历史，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真实了解曾国藩的外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