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是一艘在狂风巨浪中艰难前行的破船。驾驶着这艘破船的爱新觉罗氏已感觉力不从心。拔地而起的王朝新贵曾国藩等，成为这艘船的水手。如何保护着这艘船不被掀天的巨浪打翻，并且能够慢慢地行进，最终走向风平浪静的海面，是曾国藩等一班得利水手的终极追求，也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事交往活动上，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一切。但是当我们回到曾国藩时代，会发现那时要讲国家利益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孱弱的国家没有话语权，列强说是就是，说不就不，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弱国没有还手之力。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最大利益摆在首位，重视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内政自主，力争百姓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坚持国家主权
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他们依靠自己的坚船利炮，时刻想着侵犯中国的主权。曾国藩坚持儒家忠公体国的思想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势力左右，体现了一个国家高级领导者忧国忧民之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针对英法侵略者侵害中国主权的卑鄙行径，发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愤慨之声。他主动向朝廷请战，请求朝廷同意自己带兵北上捍卫京师，表现了他对侵略者的愤慨与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后，英法等国立即要求清政府将安庆、大通、芜湖等作为通商口岸，曾国藩以有损国家利益为由予以反对，并且写信给湖广总督官文，做通他的工作，一同建议朝廷不开这三个口岸。
处理阿斯本事件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中国政府向英国预购军舰是一件普通的国际商贸事件，但是购船成功后，却演变成一桩极其严重的外交事件。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咸丰末年，奕认为，镇压太平军需要购买军舰，以控制长江、形成对太平军的绝对战斗力，因此向朝廷建议“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在奕看来，清政府购船的条件是成立的。（一）对英国抱有幻想。之前，咸丰曾经向英国购买过船只，到1860年想要用于战事时，英国政府则不同意中国使用。对这件事，咸丰一直耿耿于怀。奕认为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英法俄等国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好转，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二）价格合理，十艘轮船以及枪炮人员等各方面开支总计只156万两银子，经费不是很贵，可以承担。（三）安排船上工作人员可以用中国人，不完全用英国人。条件虽然很好但是咸丰在世时并没有批准，直到同治元年，这件事才定下来。然而，轮船订购下来后，英国政府立即变卦，所有船上人员一概用英国人，不准中国人上船，中国人只能派长龙舢板和他们驻扎在一起。很显然，英国政府想控制中国轮船。
购买外国轮船，曾国藩态度极其认真、严肃。在购船的目的上，他和奕等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奕訢的目的是拿来控制长江以镇压太平军，而曾国藩的目的主要是购买一个样品，模仿样品加以学习、研究，最后自己生产轮船，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所谓救时，就是中国尽快地拥有自己的轮船，能够不受英吉利等国家的挟制。他认为：
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特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因此，当购买轮船尚在谈判时，曾国藩就积极选派人员，做好登船的准备。按照最初的谈判，船上只二三个英国人，其他都用中国人，因此他选派了600多人的队伍，由蔡国祥等人统带，加强培训。当时上海有一艘小火轮，曾国藩特别打报告向清政府要来，作为培训之用。一旦轮船回国，这批人立即可以派上用场。
然而，英国政府完全不遵守合同，安排阿斯本为统带，全部使用英国士兵，不准中国人登船。对于中国来说，新购买的7艘轮船，可以组成一个海军编队，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用以抗御侵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它可以乘机掌控中国的海军，剥夺中国的制海权。试想，中国人用自己的钱买了外国人的轮船，却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使用，眼睁睁看着外国人驾驶着中国人购买的轮船在中国的海面上横冲直撞，还要给他们提供工作经费，国人会做何感想？这样的国家还会有希望吗？对于英国政府的做法，曾国藩认为：
欲遵从，则未收购船之益，先短中华之气；欲不从，则业经议定奏准之案，未便轻于失信。
想必曾国藩说这话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所谓“短中华之气”，就是损害中华主权。一个国家的强力主权被外国人控制，这是曾国藩不愿意看到，也不想让其出现的。主权之争不是一个普通的争议，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在致奕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想贵衙门与李泰国集议时，必已百端辩诘，舌敝唇焦。既欲兵柄之归我，又不欲本意之全露，即前此惠书所谓“有谋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衷盖可想见。而彼挟制恫喝，持之愈坚，万不得已，隐忍而俯从其所请。国藩忝为疆吏，敢不体朝廷深意，委曲求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七艘船的管理、使用完全是一个“兵柄”，即兵权的问题。朝廷似有答应之意，曾国藩虽然体谅朝廷迫于外国势力不能不俯从的苦衷，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让步。他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讲究“统辖之方”。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派蔡国祥等一班长龙舢板和七艘轮船停泊一处，如果对方态度好，“如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就和他们“虚与委蛇”，慢慢讲究“统辖之方”，想办法夺回轮船的管理使用权。这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积极建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表现出了曾国藩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与“争”的态度。第二步舍小利保大利。所谓大利，就是保护国家军队的主权不受侵犯。他说，倘若对方“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宁可放弃其统辖权力；“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曾国藩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湘军将领的支持，也得到了朝廷的理解与首肯。最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粉碎了英吉利企图借此控制中国海军主权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
坚持国家内政自主
当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英法俄等国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益，他们提出出兵帮助清军攻打太平军。当时的江浙地方官员、绅士以及朝廷中一部分决策者，认为清军进攻的速度和效率不高，企图打一场速决战，迅速消灭太平军，收复苏浙皖失地，因此极力赞成借兵助剿。
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总的态度是“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他认为太平天国的事情是自己国家的内部事情，中国人自己就可以处理，不需要借助洋人的帮助。曾国藩的这一思想，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太平军与清政府的斗争，不论斗到什么程度，都是中国的内政。既是内政，就不应容许外国势力干预。外国人干预一国内政，是无利不起早的，就像北约打击利比亚，其目的是为了在利比亚培植自己的势力，获取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英法俄等国要帮助清政府打太平军也是另有目的的。曾国藩看到了这一意图，所以不主张外国人出兵。
1861年安庆战役后，湘军迅速收复了池州、庐州、桐州、无为等地，控制了整个的长江流域，太平军基本上没有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说话自然更加强硬，而清政府对他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这个时候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外交领导力底气深厚，志气高亢，令人肃然起敬；不仅态度如此，他亦极讲究方法，不露痕迹，让外国人无懈可击。
采取缓的方法是曾国藩处理借兵助剿的一个重要办法。1860年，俄罗斯提出派兵进剿金陵。曾国藩认为：
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啡郎西（法国）亦有此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会师，明非有急而来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