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早参与：创建和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张伯苓先生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二、三、五、八、九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二、三、九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三、五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三、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入课本
张伯苓先生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了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着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四、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张伯苓先生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五、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
张伯苓先生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我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刘长春参加了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六、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文苑拾萃
张伯苓先生纪念园
张伯苓先生纪念园位于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于2004年4月10日建立。纪念园的建立，让更多的人在缅怀张伯苓先生的同时，将缅怀之情化为一种爱国热忱，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人、唤醒人、教育人。
陶行知投身教育事业
◎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可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
陶行知（1891—1946年），汉族，徽州歙县人。陶行知是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陶行知的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陶行知先生于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1917年秋，陶行知留学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并开始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他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陶行知投身教育，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也使陶行知更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并立志去改造。他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他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他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健康过损，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突然去世。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连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需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做改造中国教育、改造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做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等方面是适应的。
◎故事感悟
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