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拾萃
《孟子》梁惠王上节选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兵曳甲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张伯苓开近代中国教育之先河
◎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恩师。——《荀子》
张伯苓（1876—1951年），名寿春，字伯苓。张伯苓6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义学中，张伯苓接触了很多贫家子弟。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实业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教育事业。而他的弟弟张彭春对南开、对天津、对中国的教育和戏剧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兄弟在中国文化史上足以使后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张氏兄弟祖籍山东，先祖是从事漕运的船夫，清初离船登岸，落户天津，靠贩粮生意发家致富。到张伯苓的祖父张虔手中时，已是充满书香之气的文化家庭。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病逝时仅38岁。张伯苓的父亲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张云藻有两子三女，长子张伯苓，次子张彭春。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在这期间，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1894年，张伯苓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半年里三场大海战，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张伯苓死里逃生，这对他的爱国热忱是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也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时科举虽还未废，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正巧，天津名绅严修（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他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在严馆执教时期，张伯苓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还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竿，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士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子侄，是谓“王馆”。张伯苓在严、王两馆诲人不惓，循环往复。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是东瀛小国，居然能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必有可学之道。在严修、王奎章的鼓励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开始建校舍，秋季落成。9月举行大学新生入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是抱着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1923年，张伯苓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 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到了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9月开学。
张伯苓把教育的宗旨归结为“公”、“能”两个字。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其次才是培育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他还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民国初年，他见到一名学生因吸烟手指被熏黄，便唤其入办公室加以训斥，该生则指着办公桌上的烟袋进行反驳，张伯苓立即将自己的烟袋折断丢入痰盂，从此不再吸烟。
当时，社会上的私立学校多为赚钱，南开也属私立，但它是一座赔钱的学校。南开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靠张伯苓到国外去募捐。他去美国募捐，总要带上南开饲养的金鱼，捐款一万美金以上的送金鱼一尾，他在学校账上支出十尾金鱼，补上的一定是十万以上的美金。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计，而且多属个人行为，他若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不会知道，也不会过问。但他绝不肯、也不屑于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很多人就是出于对他办学毅力的敬佩和他本人纯洁高尚的品德而慷慨解囊的。
张伯苓从不想借“南开”升官发财，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他痛恨腐败，对学生的要求是“不腐化，不落伍”，因为一旦腐化，就会被社会抛弃。他说：“经不起考验的终必跌倒。”“一旦走错道路，终生后悔无穷。”他一生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害了他们吗？我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在南开中学服务期间，董事会给张伯苓定的薪金是每月大洋180元。后来大学部成立，董事会重新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经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还是由严范孙先生出面，给他强加了100元。可是这笔加薪他从来没有领过，一直存在学校里，作为替学生作保的赔偿金。
从办学之日起，张伯苓个人一无所有，但为了南开的发展，他不顾一切，甚至不怕赤字，不怕超支。在南开的身边，有历史悠久的北大，有经济充裕的清华，南开是个私立学校，两者皆无。但是，南开有一位清廉刚直的张校长，他能用很少的钱办很多的事，经济的短缺并不能阻碍他发展南开的雄心壮志。正是由于他那“清逸的风度，敏感的观察，永恒不息的热心，与毫无污点的人格”，终使南开成为名噪寰宇的学府。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潢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黑暗腐败。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因病逝世，享年76岁。病逝时，张伯苓身上只有几元准备乘电车的零用钱。至死，他都一贫如洗，但在后继者的心目中他却是最富有的。张伯苓在遗嘱中说，他对国家对民族无限光明的前景充满信心，希望后来者同心同德“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天津电影制片厂、天津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以庆贺南开百年华诞、天津建城600周年。该剧突出表现了张伯苓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和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远见，充分展示了张伯苓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张伯苓是天津优秀文化的载体和亮点，必将被人民永久缅怀。
◎故事感悟
张伯苓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造了中华教育史上一道辉煌篇章——“南开”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史海撷英
张伯苓在中国奥运史上的六个第一
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一、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多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