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孟子的故乡；鲁，孔子的故乡。邹鲁喻指文化昌盛之地。“邹鲁遗风”表示孔孟遗留下来的儒家风气。唐姚思廉所撰《梁书·羊侃传》曰：“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这儿的高祖不是汉高祖刘邦，而是指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含义极其广泛，本指人与人相互亲爱。《论语》宪问篇有：“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说有仁德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梁高祖所说“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之风”，说明他看到的不但仁者勇敢，而且勇者也有仁德，正是儒家留下来的好风气所致。
张载志趣高远创关学
◎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张子正蒙》
张载（1020—1078年），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是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张载字子厚，汉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授祁州司法参军，调丹州云岩令，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除崇文院校书，次年移疾。十年春，张载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同年冬告归，十二月乙亥卒于道，年58岁；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明公。
张载祖上为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出生于仕官之家。其父张迪知涪州，卒于涪州任上时，诸子皆幼，不能归里，遂侨居凤翔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南大振谷口，故人称之为横渠先生。张载为北宋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他所开创的关学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和理学家对他十分推崇，宋理宗朝开始从祀孔子庙，其著作被列入明清两代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而且先后编入了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
张载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成熟较早。他少时无所不学，尤喜谈兵，常与邠人焦寅交往，议论用兵之道。当时，西夏政权日渐强盛，常骚扰宋朝西北部边陲。张载21岁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区的军务。他曾上书范仲淹，计划组织一些人夺取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范仲淹十分欣赏和器重他，认为张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尤在学术上大有造就，可成大器，不忍让他投身军事，故勉励他研读《中庸》等儒家经典。由此，张载将志向转移到学术上来，决心成为一代有所作为的学者。
按照范仲淹的指教，张载认真研读了《中庸》，结果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由此刺激他转向释老之书的研究，但却自以为收获不大，于是又回到儒家经典上来，开始研读六经。
张载研习六经与汉唐经生的学习目的与方法不同，他不在于经典的文字章句，或以经术博取功名利禄，而在于探赜深研，结合国家政治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从儒经中找到建立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理论根据，所以他对儒经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及兴邦治乱的治道尤加注意。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讲《易经》。《宋史》说他讲《易》相当自信，在椅上铺设虎皮，时常语惊四座。当时二程至京，和他讨论《易经》，张载自叹不如。后又与二程讨论“道学”，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家学说。由于张载才学出众，在关中颇有名声，在文彦博任长安通判时，知其“名行之美”，便“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
张载为学，志向高远，他以“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治学的奋斗目标，认为立志是做学问的根本，“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为他树立了这样的远大目标，所以学习十分刻苦，不仅广博阅读先儒著作，而且大胆怀疑，在疑中求进取求开拓，在学术独创中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始授祁州司法参军，后迁丹州云岩县令。在从政期间，他奉行儒家“教学为先”、“化民成俗”的政教合一原则，以敦本风俗为先，积极用儒家学说施行教化。后他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在渭州他深得渭帅蔡子正礼遇，军府之政，不论大小，都向他请教咨询，为蔡子正谋划边事提出了有关守城、积蓄、择帅、用将、养兵、民防等一系列对付西夏的有效方案。熙宁二年（1070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他“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时，问他治世之道，他申述为政效法三代之道的主张，受到神宗的重视。但因他在当时的党派之争中，对新党的变法革新的做法有看法，主张法先王，以复三代之礼为先，故其复古观点不合王安石的变法需要；加上他自己持以观望态度，所以在变法运动中未能发挥作用。不久他辞职回乡，隐居横渠，广招门徒，立意著书立说。
横渠镇处于关中，土地并不肥沃，张载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家境却不富裕。但是，他以孔颜乐处的精神从事讲学与著述。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府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闻者莫不动心有进”。由于张载勤于钻研，志道精思，所以一生著述甚丰。据有关史籍记载，他的著作有《西铭》、《东铭》、《正蒙》、《易说》、《理窟》、《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信闻记》、《横渠孟子解》、《崇文集》、《语录》、《祭礼》、《文集》等等，其中有些著作在宋代以后就散佚了。在这些著作中，《西铭》和《正蒙》始终被后代学者所重视。朱熹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为学者少有”。王夫之亦十分推崇张载的学术成就，而且把他视为终生望尘莫及的学习榜样。
张载之所以在学术上有这样高深的造诣与久远的历史影响，与他为学的志向高远很有关系。“学者不宜志小”是其治学的名言。张载的为学之志在于以学术救治天下，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说，他的志，是以学术为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由此，他的学术很注重从政治目的出发来讲学术的实用性，使学术成为政治建设的基础与条件。
由于张载志在为往圣继“绝学”，即开创儒学新局面，所以他对当时流行的佛、道，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以弘扬儒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他在儒学研究上，尤其注重理论的建设，他提出了有关“气”为万物之体的本体论，并由此推导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道德论、认识论、修养论、教育论及政治观，创造性阐述了“理一分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穷理尽性”、“穷神知化”、“民吾同胞”、“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大心”、“变化气质”等思想范畴，为宋代理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
◎故事感悟
张载所创立的学说，称为关学，成为后世理学发展的主要思想来源。范育《正蒙序》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他称赞张载弘扬儒学，学贵实用，躬行礼教，排斥佛老，澄清了一代学风，开启了千百年的学术方向。这些评价虽有溢美之言，但却可以看出张载以远大之志从事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结果。
◎史海撷英
张载的青少年时期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议和。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年仅21岁的张载刺激极大，他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郴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需去研究军事，而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工夫。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就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文苑拾萃
张载祠墓
张载祠墓又称张子祠，位于陕西省眉县城东26千米处的横渠镇，占地南北82米，东西37.5米。它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学领袖张载的讲学之地。张载祠前身为崇寿院，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张载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建张载祠。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在张载祠内恢复横渠书院，成“后祠前书院”格局。位于张载祠南7千米处大镇谷迷狐岭的张载墓，占地58200平方米，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之地。从元、明、清至民国，历史上对张载祠和书院共修葺14次。
颜元改革书院教育
◎有受教之心，虽蛮狛可教；为道既异，虽党类难相为谋。——《张子正蒙》
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颜元是唯物主义思想家，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竭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所以，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治学道路上，由于颜元出身贫寒，加上个人生活经历的坎坷，所以走的是一条以自学为主、边行医务农边研习学问的艰难道路。但也正因为他注重实践，学行结合，而且富有批判前人和不满现实的战斗精神，所以他志存高远，超迈前贤，最终以其“习行之学”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注重实践的特色标新立异，影响一时。
颜元本名朱邦良，这是由于其父因家贫过门朱家为婿的缘故。他父亲在朱家很受虐待，颜元4岁时，父亲抛弃妻子儿女随清兵入关，一去不再复返。后来，颜元之母也改嫁，留下他一直在朱家生活，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受尽了虐待。尽管如此，颜元仍顽强地坚持学习，19岁居然入了县儒学。后因家境贫困，只好弃学回家，以行医、耕地养家糊口。20余岁开始他对陆王之学产生兴趣，在行医、耕地之余，转而研读程朱学说，对朱子之学信之甚笃。
后来，朱翁之妾生有一子，朱家人对颜元更加疏远和嫌弃，以致几次以谗言谋杀之。因颜元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相反对朱家翁婆更是孝敬。朱媪死，颜元替父行孝，泣血哀至，结庐守墓之日孝笃形枯，几至于自毁。村里有位老人实在看不下去，遂告诉了真情。由此，他才告别朱家，回到颜氏，改名为颜元。这一年，他34岁。
经此痛苦经历之后，颜元对朱熹的《朱子家礼》及传统的道德修养之教产生了怀疑，以为程朱陆王之学实为“禅学”、“俗学”所浸淫，不是先儒的正传。为了正本清源，他立志推倒宋明诸儒，抛弃理学，直宗周公、孔、孟，力图复兴原儒，以周公之“六德六行”和孔子的“四教”为正学，开始撰述《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篇以立教，通过授徒讲学的方式，大力鼓吹“习行之学”。
颜元50岁时北上入关寻父，经过百般艰险，最后在沈阳地区找到父亲的遗骨。归后弃诸生，守孝三年。57岁时，他有志于南游，宣传他的“习行之学”。他说：“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他以倡明圣学的决心和崇高的淑世情怀，在南行中到处行医讲学。在中州开封，他以行医的方式访友论学，经过明辨婉引，不仅结识和影响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而且使他的学说得以广泛传播。62岁那年，他应肥乡津南书院之聘，主持院务，按照“习行之学”的原则，亲自订立了学规章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分科立教，以培养与造就经济实用人才，革除宋明以来以章句语录为学问和疲精竭力于八股举业的空疏学风。尽管他的漳南书院计划未能如愿，但这一创举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后世以实学改革书院教育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