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枢密院学士薛文遇 薛文遇，唐末时人，初任陇州判官。清泰元年四月，李从珂称帝。薛文遇奉命入京都洛阳侍奉末帝。节度使石敬瑭率军驻河东，末帝寝食不安，想以和藩之策牵制石敬瑭，使其不敢举兵造反，因遭薛文遇反对，遂罢议。此后，石敬瑭假称身体有病，请罢兵权，调迁任所。朝议时，众臣以为不可，独薛文遇赞成。翌日，末帝宣布将石敬瑭调天平节度使。不久，石敬瑭举兵造反，自立为晋帝，率兵进入洛阳。薛文遇不知所终。毛泽东认为，没有薛文遇，后唐照样亡国，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毛泽东评点薛文遇】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摘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的《为君难论》的评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5页。
【薛文遇小传】
出现在10世纪前半期的五代十国，是开始于八世纪末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更替，无一不是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进而拥兵自立，改朝换代。有的君主深深地知道自己取得皇位的途径，意识到了削弱藩镇的必要性。有许多大臣也曾提出过迁徙藩镇的建议，如后唐末帝时，薛文遇提出过徙石敬瑭之议。但是这种藩镇割据状态，一直到北宋建立后才得以消除。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逝，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当时璐王李从珂任凤翔（治今陕西凤翔）节度使，受到朝廷的猜忌，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暂主凤翔事务。李从珂想拒绝朝廷的命令，却因自己兵弱粮少，不知怎么为好，便和部将商议，部将纷纷劝李从珂起兵。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李从珂向邻近各道发出宣告文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希望得到邻近各道的支持。但只有陇州（治今陕西陇县）防御史相里金全心全意地依附李从珂，并派判官薛文遇前来商议联络。
这年四月，李从珂率军来到洛阳，闵帝出逃。潞王李从珂即位于明帝灵前，是为末帝。薛文遇因功擢升为六军诸卫判官、尚书工部郎中。后又加枢密院直学士，为末帝出谋划策，把持朝中事务。河东（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石敬瑭入京朝拜。石敬瑭是曹太后的女婿，他的妻子是晋国长公主。石敬瑭和李从珂都英勇善战，但两人老是在暗地里进行竞争，平常彼此不和睦。当时李从珂的将佐大多劝说李从珂将石敬瑭羁留洛阳，只有韩昭胤、李专美认为宣武（治今河南开封）节度使赵廷寿正在汴梁（今河南开封），逼近洛都，为了避免赵廷寿的疑惧，不应当猜忌石敬瑭。再加上曹太后等几次以石敬瑭久病体虚为辞替他说情，末帝李从珂也看到石敬瑭瘦削衰弱的身体，也少了几分担心，让他回到河东节度使任上。
石敬瑭在洛阳知道了一点风声，返归镇所后，便暗中谋划如何保全自己。而末帝李从珂对石敬瑭等藩镇将领也不放心，很关心外边的事情，常常命令薛文遇等人轮换在中兴庭值班，有时候同他们谈论到深夜。石敬瑭通过他在朝中任内史的两个儿子以及曹太后左右的人，暗中探知末帝的密谋，不论事情的大小他都能知道。石敬瑭常常在宾客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为帅，希图朝廷不猜忌他。但有一件事，让末帝更加怀疑石敬瑭。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七月，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治今山西忻县），朝廷派使臣赏赐军士夏衣，传布诏书加以慰问，军士曾多次呼喊万岁。石敬瑭心虚，便将带头呼喊的三十六人杀了，作为这件事的宣示。消息传到末帝那里，怎能不让他更加忧虑呢？
第二年正月，后唐末帝李从珂在自己的生日千春节置酒设宴，晋国长公主上寿祝贺完毕，告辞回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末帝已经醉了，说道：“为什么不多留些时候，忙着赶回去，想帮石郎（石敬瑭）造反啊！”石敬瑭听说后，更加害怕，便开始了谋反的准备。他把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全部收拢送回晋阳，托词说是用作军费，其实人们知道他心怀贰志。
末帝知道后，心里很不安。一天晚上，他召集近臣说：“石郎是朕的至亲，没有什么可猜疑的；但是流言总是不断，万一和他失掉和好；怎么办为好？”众臣都不回答。退下来后，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和同僚吕琦进行商议。吕琦认为石敬瑭如果想谋反，必定要勾结契丹以作援助。如果放回契丹王子，与契丹议和，每年用值十万缗的礼物、钱财送给他们，他们必定会欢欣地答应。如果做到这样，石敬瑭即使想造反，也无能为力了。尔后，他们又把自己想法告知丞相张延朗，张延朗认为此举不但可以制约石敬瑭谋反，还可以节省戍边费用，于是也深表赞成。李崧和吕琦便在一个晚上秘密地把自己的计谋陈述给末帝，李从珂听后大喜，对两人大为称道。
过了一些时候，末帝把李崧和吕琦的谋略告诉了枢密院学士薛文遇，薛文遇马上阻止道：“以天子的尊崇，属身来侍奉夷狄野人（指契丹），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者，如果那契丹按照过去的做法来谋求迎娶公主和亲，用什么来拒绝他？”接着薛文遇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安尼托妇人。”末帝便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一天，末帝紧急召来李崧和吕琦，一见面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懂历史的，是想要辅佐人主获得天下太平的，怎么现在竟然出了这么个主意！我的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想把她抛弃到大沙漠吗？而且，要把国家养兵的财力输送到胡虏（指契丹）那里去， 是什么居心？”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与契丹和议一事。
石敬瑭为了试探末帝的意图，多次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羸弱，请求解除他的兵权，调迁到别的镇所。末帝与执政大臣商议后准备答应石敬瑭的请求，把他移镇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李崧、吕琦等极力谏劝，认为不能这样做，末帝便犹豫起来。五月的一天，李崧因有急事请假在外，薛文遇独自承值夜班，末帝便同他讨论河东的事情。薛文遇对末帝说：“俗谚说：‘在道路当中盖房，三年也盖不成’，这种事情只能由主上的意志进行决断。群臣各为自身利益打算，怎么肯什么话都说！”接着薛文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河东的事，移镇也反，不移也要反，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不如走在前头，先把他解决了。末帝听了薛文遇的话，大为高兴。他又想起以前术士对他说国家今年应该得到贤人辅佐，提出奇谋安定天下，便认为这个人由薛文遇应验了。他对薛文遇说：“爱卿的话，使我心胸豁然开朗，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决心施行。”于是立即命薛文遇写出封授官职的拟议，交付专门机构草拟任命制书。第二天上朝时，末帝便宣布石敬瑭出任天平（治今山东郓城）节度使，文武官员听到后，都大惊失色。
石敬瑭接到诏书，便决意起兵造反。果不出吕琦所料，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输帛三十万匹给契丹为代价换取契丹出兵，并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晋，是为晋高祖，向契丹称臣、称子，石敬瑭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
末帝得知石敬瑭称帝，大惊失色，立即召见李崧等议事。薛文遇不知道也跟着进去。末帝看到薛文遇后，大怒，脸都变了颜色。李崧用脚踩薛文遇的脚，薛文遇才退去。末帝对李崧说：“我看见这东西肉就发颤，刚才几乎要拔剑刺死他。”李崧劝末帝道：“薛文遇是小人，出的主意浅薄误国，杀了他更显得丑恶。”
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石敬瑭进入洛阳。薛文遇不知所终。
【作者点评】
欧阳修在他的政论文《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又指出：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如齐桓公专任管仲，刘备专任诸葛亮。关于后者，他列举了前秦符坚听慕容垂之议南侵东晋，结果兵败淝水。五代后唐末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郓州。当时举朝之士都认为不可，唯独枢密院直学士薛文遇认为末帝不应该向群臣征求意见。末帝听后，大为高兴，他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欧阳修由符坚败亡、末帝亡国这两个例子得出结论：“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乱败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也。”
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他认为后唐亡在末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毛泽东的议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地方节度使将骄兵广，是唐安史之乱以来不解之症结。后唐明宗邺都之变后，这种情况愈势成横流矣。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五月，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奏指挥使张延宠作乱，焚掠剽窃于市朝。天成二年十月，明宗到汴京，刚走到荥阳时，汴州守朱守殷“驱市人闭壁以叛”。节度使们拥兵自重，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叛乱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诸方乱事，皆未有成，可能是由于他们力微而且地近中原的缘故。而荆南、西蜀兵力雄厚，朝廷也鞭长莫及，最后终于分崩离析，孟知祥于应顺元年（公元934年）建立后蜀。
明帝死后，闵帝立，李从珂凤翔起兵，代闵帝而立，是为末帝。史家云：末帝之代闵帝，非其力足以灭闵帝也，乃闵帝所有之兵，举不为用也。但这情况到末帝时，并没有改变，而且还要面对刚刚兴起的契丹。此时的石敬瑭悉握精兵在北，饷刍粮，远近劳弊。薛文遇认为“徙亦反，不徙亦反，则当时情势固显然也。石敬瑭反，末帝亲征，是时败征已毕见。末帝自是酣饮悲歌，形神惨沮，臣下劝其亲征，他说：“你们不要再说石郎，使我心胆坠地。”末帝李从珂真的害怕石敬瑭吗？大概不会如此。李从珂深深感到当自己陷入危境之时，将帅不能与之分忧，亲征又士不用命，将帅叛离者越来越多，情势已无可挽回。
薛文遇这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议徙石敬瑭于郓州，虽有点悖于时势，但正如他所指出的：“徙亦反，不徙亦反”，与其让他自反，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或许还有一些解救之机。毛泽东的评点可谓独具慧眼，这与他熟读史书是密切相连的。
藩镇割据的局面，是五代十国更替频繁的最主要的原因，直到北宋建立后，北宋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夺高级将领的兵权，削减州郡长官事权，由文人知州，在军队中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彻底改变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北宋政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武将地位下降，军队战斗力削弱，军队指挥权力分散，是造成北宋长期“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