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人向来与惊天动地的奇迹少有渊源。
张爱玲，这个有着“恶俗不堪”的中国女人名字的中国女人，却曾创造了战乱纷纭的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坛的奇迹。可也有人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张爱玲的结尾算不算是好收场，真的谁都不能轻易作答。
她创造了一个奇异的末世世界，里面有关于家族与民族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是错综复杂不讲理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感受着历史隧道里古墓式的清凉，虚眯着眼睛看着阳光，却走不进这光芒里去。华丽而苍凉的感觉，华丽而衰败的布景，这是挽歌里的末世。
她描绘了一派奇异的日常风情，虽出身官至九鼎的显赫世家，最钟情的却是最平民、最世俗的苦乐人生。从官宦转到市民，就像洋人用看京戏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庸常的普通人生：头上搭着的竹竿上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而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就是爱玲明了而热爱的中国的日月，纷纭、刺眼、神秘而滑稽的中国的人生，幽古中国与现代中国和谐的掺杂。
她把女性化的眼光堂皇地介绍进文学世界。她在新旧中国的阴阳边界上，在新旧中国混影的屏幕背景上为我们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求的是女奴时代谢幕以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对过往深深否定的方式表达着她对明天深深的渴望。在她笔下的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20岁到30岁的青春--怎样一次次转账以增值，这样充满了死气的骨子里的贫血，爱玲为之疲乏、厌倦。她充满渴望地揭开未来历史幽暗的一角，揭幕所见有难抑的失望，又有不调和中的调和。谢幕后的女奴们，新旧交替中失措的女人们，何处是归程，爱玲温情而苛刻地期待着。
……言不尽言。
总而言之，张爱玲是文艺园地里一棵枝繁叶茂、摇曳多姿的树，她把枝叶大大地撑开，尽力伸向不可知的远方。
可是，谁曾明知，张爱玲的根永远扎在她生长的园地土壤中？正如她自己所言，文人是园里的一棵树，不管她如何茁壮地节节生长，也不管周遭的气候土壤，随日月风化而变幻迁移，她依旧、她愿意，永远是那园子里的一棵树，根深蒂固地牢牢稳稳地长在那里。这个园子，就是上海。
她，即便后来化作了一颗种子，播送到远方，经过了宽广的大陆与深邃的海洋，在黑土绿水之上，在这颗种子的内核里孕育的，依旧是来自上海的不变的滋养、风情与灵息之气。
张爱玲离我们是近的，在喜欢她的人心中，她永远是新鲜活跃的。她说：中国人说话，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说话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可是，现在有时候也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人说话找不到贴切的词时，宁愿借用张爱玲的言语，引一句，用上去，稳稳的，妥帖的，再合适不过。因为所引的话正是切中了人生底蕴中最关切的地方。
这个天才奇女的诞生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整整一轮生命的时差就让人有不堪重负的沉重，可张爱玲之于世纪末的读者们，是切身无距离的。越是变，越是一样。她的传奇，她的人物的传奇，在骨子里与我们今天依旧神似，仿佛一切时代中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活着，活着为了同样的内容。古今人们都相似，但我们又都是孤独的。
1920年的上海，是繁华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这里，有最传统的中国土著的生活方式，有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的新气象，也有在古今中外文化气息冲撞中破壳而出的一些新苗。这一切是和谐的，和谐地融合在这里，呈现出一派热闹的丰富景象，这种丰富性不仅指数量之多，更奇怪的是可贵的共存，不同质地的各派相安无事地平行共处，不仅无歧视，反倒因彼此的陌生好奇而滋生出十分的尊敬与恭敬。危机孕育在宁静中，这一隅的宁静也渐渐变成表面的装饰了，奇异的复杂性中将埋伏着接踵而来的时代之大变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时代的破坏与更动中，巨大的列车轰鸣而来，把每一种别样的声音都融成它自己的声音，这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中国大时代的激流洪涛中。她的家族都处在大时代的激流洪涛中。她的祖父、外曾祖父都曾是中国大激流中在浪尖上掌舵的勇敢男子。可是，流水无情，纵然落花多情，历史的洪流顺风送走一代代豪杰，又迎来一批批枭雄。于此，人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