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的上海，9月30日。张爱玲，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人，选择在一个月如圆盘的日子，来到这嘈杂而又可爱的人世。9月底，微雨初凉，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日子。张爱玲出生的日子，就像她一生的文章，轰动背景衬托下的平常平淡人生。父母为她取乳名：小煐。
张爱玲的家庭这时是丰足富庶的。他们住在一幢祖上遗留下来的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间挖出一个正方的小天井，站在二楼的窗户前面可以看见街上人来人往。房屋里有关于这个家族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这种老房子有奇异的个性，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芯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整个的空气是无所事事的传统守旧加上一点蠢蠢欲动的西洋文化的冲击，因为他们是住在共同租界里，各国的洋人都住这里。起先还有祖母，祖母在的时候，也是与父亲同父异母的伯父主持家事，另外还有父亲的一个胞妹。主持家事的二伯父张仲炤，与他们当时的大多数亲戚一样，在清末通过科举，官至中书。他们是在辛亥革命后先从南京迁至青岛，后又搬到上海的，到上海后，也是一直闲住租界，无所事事。至此，他们已从世袭官宦的荣耀、辉煌与光荣的顶点跌落下来，虽然延续了一点热衷于洋务的家风，但王朝崩溃，江山易主，时代已不是他们的了。
家底虽然还殷实，但和所有在租界里避难的前朝官员一样，只能靠着回忆生活，回忆总是惆怅的，回忆过去的苦难，有一种后怕与自怜；过去纵然是好的，但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
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20年来内地老是不太平，亲戚们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敌，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回忆着以前辉煌的名声，吃着以前辉煌的家业，日子过得小心而拘谨。主持家事的二伯父长爱玲的父亲17岁，与弟弟妹妹在一起，怎么看都像爷儿仨。可这样又有什么奇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已见怪不怪这样滑稽的事情。在中国这个向来四平八稳、纲常密织的社会里，一个男人三妻四妾，后嗣之间年龄相隔一辈是常有的事。为了维持一个四合院、一幢走马楼--一个家庭内部的稳定秩序，长兄为父的古训是撼摇不动的。可是，张爱玲的父母都是大家庭里被娇宠惯了的少爷小姐，且又是感染着五四自由新空气而成人成家的，拘管得这样严，日子总是不痛快的，在自己家里倒颇有几分在大户人家寄人篱下的感觉。一部分也因为这个原因，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在婚后的几年里经常归宁南京的娘家，虽然南京离上海也算不得近。
祖母是1916年去世的。1922年，已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跟着哥哥生活的第六个年头了，他们一直想和哥哥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苦于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终于在这一年--此时他们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张廷重由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长的堂房兄长张志潭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爱玲的父亲与其兄草草地分了家，亟亟地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得越远越好。1922年时，爱玲两岁，他们这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的一小家，父亲、母亲、爱玲、新出生的弟弟小魁、与母亲志趣甚合的姑姑，带着祖上遗留下来的房产、地产、母亲的一份丰厚的陪嫁，从上海搬到了天津，住在一幢简朴的、没有草坪的花园洋房里，这是爷爷张佩纶与祖母结婚寓居天津时居住的房子。这里是小煐出生后的第二个家。
爱玲其实是出生在上海的，可在她的感觉里，第一个家是在天津。或许，这不仅是因为两岁以前在上海时还没有记忆，更由于天津的家里给了她真正切实的物质的感觉。这些物质的存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与儿时的最初记忆牢牢地粘在一起的，是真实生命开始的一部分。记忆不是抽象的，它就是儿时穿过的一件粉红色的纱衫、骑过的一辆儿童脚踏车，它也或许和4岁以前一直独享的一张藤质小靠椅紧紧缠绕。
在天津的日子是有闲有钱的。那时候，父母都还只有26岁，正当青春好年华，生活是老式的铺张、排场、爱面子，却又掺和了五四以后知识人士的清醒与进步，所以是矛盾的，却又是整个时代大潮下的一种常见的微澜。家里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用人，爱玲和弟弟都有专属的用人，领小煐的叫何干，还是她祖母的时候进来的一个很得力的用人，领小魁的叫张干，年纪也很大了。称老妈子为什么什么干，也不知是哪里的方言，不管怎样，小孩和这些抱他们的老妈子们倒还有肌肤之亲，小煐记得被何干抱来抱去时，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不耐烦的时候，这个被娇坏了脾气的小姐会把她的脸抓得满脸的血痕。可还是有感情，小煐摸着她颔下松软的皮知道她渐渐老了，何干也看着小煐一天天长大起来。母亲与姐弟俩是有距离的母爱，像大多数有钱人家一样，她不带他们一起睡、一起玩儿，照顾他们是用人的事。在爱玲的情感天地里，儿时所得的父母之爱是阴冷青涩的，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天早上女佣把她抱到母亲床上去，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才醒过来的时候是不清醒的，不甚快乐，总要过了好久方才高兴起来，母爱就像青锦被与黄铜床那青涩发亮的感觉。父亲因为有“芙蓉癖”，不常和他们一起起居，孩子们对他最深的印象也就是他吃完饭马上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是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来自他的外祖父李鸿章，据说李鸿章在军中也是照做不误的。他一面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栏儿圈子巡走，背书背得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晚。
生活里的爱是这样不甚亲切、正常，可在孩子的天地里自有寻找快乐的方法。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爱玲颇有象征性地称她“疤丫丫”，当疤丫丫坐在秋千架上荡到最高处忽地翻过去的时候，爱玲乐得惊奇地叫起来；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的中午，两三岁的爱玲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短纱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着满满一碗去暑的六一散，淡绿色，涩而微甜，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这情这景，丰富的色彩与声响，可以入画可以谱曲。再稍大的时候看儿歌选，缠着保姆唱他们皖北农村的童谣，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不仅不合儿童的口吻，还颇有大户人家底下人编派主人的痕迹了。
父母虽是疏离的，有趣的下人们倒给孩子们带来了生活的最初印象。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演义》给爱玲听，她很喜欢他，喜欢地给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给小煐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后来稍懂事的时候爱玲才想起毛娘除了非常可爱之外，还非常有心机，那个陪爱玲荡秋千的疤丫丫嫁给了三毛物后，很受毛娘的欺负。后来这一大家子用人离开了张家，开起杂货铺子，女佣领了小煐小魁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茶，吃玻璃罐里的糖果，颇令人有几分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后来蚀了本，情况极窘。尽管如此，因为这可爱的一家是南京人，所以爱玲后来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就是这批在张家进进出出的底层平民，为张爱玲增添了除高墙深院、正襟危坐之外踏实切实、平常平静的生活源流，寻常人的爱好、兴趣、变迁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伴随着各自的颜色、声音与气味，这一切都是真的，是活的，是有生气，能延续的。爱玲怀着快乐好奇的心情与他们在一起，直到成年也还记得他们的点滴细节。
他们在天津也还另有一些同为前朝遗老遗少的亲戚，其中走动得比较勤的是被家里人称作二大爷的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家。张人骏是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堂侄，所以与她父亲是同辈。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张爱玲才在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写的端纳传[《中国的端纳》（Dorald of China）]里，看到总督坐在箩筐里，缒出南京围城的记载，书中写国民政府的端纳顾问初到中国，到广州去见他，那时候他是两广总督。端纳一见面就大发议论，他一味笑着直点头，帽子上的花翎乱颤，那是清末官场敷衍洋人的常态。可是当爱玲在40年后看到这样的描述时也还不十分确定是他，因为过去日常的形象太熟悉了，不大能接受这样的描述，以前家里也曾笑噱这些为官没落的亲戚们，家里一个年轻的南京女佣曾悄悄笑着告诉爱玲：“革命当打到南京时，二大爷坐只箩筐从城墙上缒下去的。”可那是日常生活里没有恶意的谈资，这样严肃的讽刺是一种残酷，毕竟那是与她骨血相连的同族亲戚，她不想接受。去他家走亲戚的时候，爱玲只有4岁，只知道他是二大爷，不知道他是张人骏。
在家里待闷了的小孩，把走亲戚看成是愉快的出游。不光是逢年过节，每隔些时日老女仆也带爱玲去这门亲戚家走走，弟弟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大都是爱玲一个人去。路很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进去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都住着投靠张人骏家的亲族。虽然是传统的房屋的格式，却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他们家穷，因为人多。”姑姑曾这样对爱玲说，爱玲后来却想：仿佛总比较多少是个清官，不然何至于一寒至此。
房间里女眷站起来向这一老一少一仆一主微笑着，待招呼不招呼的样子，是小户人家被外人穿堂入户的窘笑。带路的仆人终于把他们领到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一个高大的老人每次都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爱玲叫声：“二大爷。”他总是问：“认了多少字啦？”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叫她背诗。爱玲就把母亲教给她的几首还不甚懂的唐诗背给他听，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他五十几岁的媳妇小脚伶仃地站在房门口伺候。他问了声：“有什么吃哒？”她回说：“有包子，有合子。”他点了点头叫她：“去玩去。”于是由一个比她年纪大很多，却比她小一辈的大侄子来陪她。他的母亲去厨房做点心，这样一个没落的官邸，也就是支撑着一个门面而已，一大家子人的伙食就是她一个人上灶，在旁帮忙的女佣不会做菜，要请会做菜的大厨子是很费钱的。还有一个戴着眼镜、长得很清秀的女孩，她是张人骏的孙女，爱玲称她为妞大侄侄，和爱玲及姑姑经常在一起玩，可是她后来被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母亲黄素琼与姑姑张茂渊出洋以后，就是妞大侄侄与她众多的弟兄们常常轮流来看爱玲和弟弟，再把情况写信告诉海外的她们。爱玲在这样一进一进的房子里进出，看着这些老人、妇女、青年和少女苍白卑微的生活。明白其中的原因及道理是后来的事了，可是不经意间的熏染是肯定的，像妞大侄侄这样与她感情甚笃、印象极深的儿时玩伴的悲惨命运是怎样也拦不住的沉痛，使她明白辉煌背后的无尽苍凉。4岁时的爱玲是在快乐中一次次随着保姆出游的，走亲戚，有吃的，有玩儿的，她一天天长大，事情也正一天天发生变化。
孩子们在前台吵吵闹闹、唧唧喳喳地成长着，用人们在后台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地劳作着，作为正剧的主角，父母亲间的裂缝却愈拉愈大了，吵闹声、哭泣声、嘀咕声、打碎器皿的破碎声，这些就是小煐小魁成长的背景，虽然这时孩子们是懵懂的。爱玲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私语”，《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弟弟对天津时期家的印象是“花园、洋房、狗、一堆用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张子静：《永远的张爱玲·我的姐姐》）。可他们终究会明白的，20年后，他们姐弟俩，或者极度敏感地要挣扎出婚姻家庭的牢笼，或者急迫热情地要寻找一腔情感的归依，或者看破尘世生活的烦懑而选择无为闭塞的生活，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父母爱恨剧的投影？
住在上海的时候，因为是人口众多、事务繁杂的大家族，而且是在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手下讨生活，爱玲的母亲感觉生活不畅快，经常归宁娘家，那时候父亲的每篇日记中差不多都写着“莹归宁”。那时不太融洽的状况仿佛还有客观原因可寻。可现在到了天津，年轻的父亲母亲成了一家子的主人，在这个祖上遗留下来的花园洋房里，他们可以随意选择畅快痛达的生活，可是，也正因为失去了外界因素的遮掩，两个人的矛盾渐渐抬头了，裂缝、冲突和危机接踵而来。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生活立场、不同的家庭角色，种种差异如炭盆里拨开灰烬显山露水的余炭，不可收拾地熊熊燃烧起来。其实年轻的夫妇本身，无论哪一个，都没有太大的错，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大波大浪里，个人思想都是两道悬崖之间的缝隙中偷生的小草，新旧势力都冲击左右着它；生活中的一点波澜都是由重重波涛推动的产物，传统与文明的力量同时塑造着它。如果要探本溯源地去理张爱玲父母的爱恨纠葛、是非对错，必须沿着一层层的浪头向源头去看，让我们稍稍溯源--从爱玲的祖父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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