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熏香温室中已待得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样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正确吗？别人怀疑着，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张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未能出渡的人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命运的宣判，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
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上海圆滑世故中踏实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直必须完全倒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度过一个个白天与黑夜。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重要的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每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平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写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安宁。前几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她又想：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笔墨。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写作之余，经常和姑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见了熟人点头微笑，不多喧嚣应酬，性格、生活一如从前。有时姑侄俩人到书店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排山倒海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
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出于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使人发烧、狂热、失去理智，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和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牵绊绊之中，戴着绚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的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一直压在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没有形状却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透彻的体悟，空谈主义。1948年因为《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了左翼作家猛烈的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中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当历史的书页翻至今日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玲式的清醒：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的。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论写作》）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申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并没有错，但最紧要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总归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是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爱玲清楚地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论写作》）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想，“穷则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这个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啰啰唆唆地评说一番这个世界，男人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着去犯。“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爱玲一直对“男女间的事情”这一题材无厌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作家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这是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为避重复，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爱玲认为：“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抱着这样的写作理念，新时代新气象对爱玲的触动也就在于，让她从一个不同的境遇来写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恋爱结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样活着，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生历程。而这种方式，方式中的细节，方式本身，在爱玲眼中，就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
矛盾真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爱玲就挣扎在这些矛盾、困惑与迷惘中。她想提笔，提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不值得这样狂喜与激动；自己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前几年所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的人物，贵族之家从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转折心态她也是亲切的，可是现在这一批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已彻底烟消云散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里，那个借以依托的潮湿阴暗而又带着末世华丽的背景也已不复存在了。工厂、农村、偏远的农场这些地方与张爱玲，一个从旧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中间地带。她能走过去吗？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熟识的旧人物，这些旧人物能在新时代露面吗？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一举成名，在这两个政权都管不到的中间地带，她可以谈性论食写她的世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在人们欢乐的期待视野中，社会制度的解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一再演绎家庭伦理、心理悲剧，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末世挽歌？但是，爱玲啊，除了你曾生存于其间的那种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落、尴尬、骚动、苦闷、小奸小坏着的嘴脸，你又能写什么呢？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
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她的头脑里对“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面目印象也是模糊的，要真论无产，大概只有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流浪汉才真够格(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无法不感慨智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来这些风行的社会理论她是一窍不通的，还是胡兰成于1946年6月因为“左派”批评日盛的趋势在《天地》上化名胡览乘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与左派》为张辩护，文中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胡兰成不愧为张爱玲难遇的知音，爱玲心中反感的，或许正是社会剧变时无产阶级这“审判人类”的盛气，令她有一种对不平等的本能抗拒，她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施舍亦无盛气的平等。
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张爱玲还是提笔写了，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到她。
在新中国生气勃勃的童年，一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崭新的希望，那时，爱玲身边的朋友都对未来的社会图景充满了斗志与信心，他们带动着她一起行动。著名编剧桑弧在黎明曙光到来的前夕即与爱玲有过合作，他与她切磋，自编自导的《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以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1949年5月，曾与张爱玲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这些老朋友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同时写作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综综交错中，爱玲拿起搁了一年的笔，重新走进她在门外徘徊良久的文学世界。会有不同吗？
二
张爱玲一生只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十八春》于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在《亦报》上连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爱玲，是女作家小学入学时，母亲因为心境不好为她随手拈过一个英文单词ailing而得的音译，在英文里它的意思是烦恼，在中文里这是个俗名，是一个中国女人最普通的名字，但是，因为是母亲取的，爱玲爱屋及乌地对它怀有不胜的爱母之情，再俗她也一直保留着，即便发表再绚烂脱俗的文章她也一直用着这俗气的名字。事总遂人愿吗？到了爱玲写《十八春》的时候，情境实在另当别论了。况爱玲向来是个为求生活一己的安稳而识时务者，上海沦陷的时候她太出风头了，与苏青、胡兰成的亲密关系又使她在声名上与汉奸文人挂了钩，这是当时社会舆论最忌讳的一个污点，再大胆泼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何况张爱玲这样敏感小心的人呢？于是取“梁京”为笔名，她只是把“张爱玲”的“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并无特别深刻的含义，与人们所揣测的政治顾虑也无牵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爱玲对于母亲给她的这个简单清晰有余而高雅渊洁不足的名字永远怀着难舍的浓浓情愫。
《十八春》所述的生活范围基本上还是爱玲所熟悉的城市中上层的旧家庭，主人公命运中决定性的事件也几乎都发生在旧时代，结尾时，主人公迈着看似轻快简单的步伐跨进新时代的门槛，在对过去的唏嘘怀念和对未来茫然憧憬的矛盾中告别了读者。《十八春》的主线依旧是恋爱婚姻，是爱玲看来最素朴最放恣地体现人性的题材，从表面看来，它和爱玲以前的作品一贯的主题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