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纯洁善良独立的女孩，念完书以后在厂里做事，和同事沈世钧相爱。本来是最简单的两个年轻人相爱的故事，不简单之处在于：养育曼桢的不甚明白的旧家庭，这维系着她的过去。曼桢幼年丧父，母亲祖母还有一大群弟弟妹妹无以生存，是姐姐曼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做舞女供养一家大小十来口人。曼桢出来做事以后，年老色衰的曼璐嫁给一个无固定职业，靠做投机生意发财的人物祝鸿才。祝鸿才对曼桢存心不良，用离婚来刁难曼璐，对曼璐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威胁，但还不足以促使她跨出实际的步伐。促使她下定决心把妹妹拉入深渊的，是一个女人受伤后不可理喻的心：曼璐当初因为养家而放弃的初恋情人张慕瑾，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于自己的妹妹曼桢，对于曼璐而言，这是作为一个女人最难以忍受的伤痛，相信无法厮守的那个人依旧爱着自己，是她梦想与情感唯一的寄托。在现实逼迫与精神失落的双重磨难中，对妹妹有恩的姐姐成为妹妹一生的罪人，她和丈夫设了圈套，让曼桢上当，又让沈世钧对曼桢误会，于是一对有情人被成功地拆散了。曼桢被禁闭，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曼桢逃出，曼璐死掉，曼桢为了孩子将错就错地与祝鸿才结婚……中间经过了那么多的是非磨难，等18年后他们再相聚的时候，时代已是全然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了，18年来的一切恍如旧梦一场，人生的韶华已在这难以自控的磨难中悄然远逝了，“一切都回不来了”，包括当年热烈澎湃的情感，今日回首，也只能化作凄然的一笑。曼桢和祝鸿才离了婚，带着孩子生活；张慕瑾和太太倒是很恩爱，可太太生孩子死了；在一起过着看似美满生活的夫妻谁能说他们就是有情人？沈世钧和石翠芝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再了解不过，因为了解，他们互相不喜欢，因为了解，他们成了婚，在一起生儿育女，可他们的心永远难拢到一起，石翠芝心中的人是丈夫的好友叔惠，而世钧心中永远存着曼桢……
《十八春》讲述的是时间的故事，开篇说：“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在故事的前因后果中，充满了那么多难料而又合理的人生偶然，无论是剧中人还是旁观者都始料不及。明白的只有爱玲自己，她静静地、不动声色地驾驭着这一切，她深深地，不形于色地参透了这人世间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是时代的沉重的负荷者，太多的负荷，谁都当不成英雄，只能在命运预设的轨道中运行，即便前面就是悬崖或者陷阱，你也只能沉下去，沉下去……所有的人物，无论世钧、曼桢、叔惠、翠芝这样的生活感情天地中的伤心人，即便是曼璐、祝鸿才这样扼杀了别人幸福的人，其实都难自主，前后左右规定着它，它只有这样，它只能这样。“所有可恨的人，细细探他的内心，终究不过是可怜人。”（宋淇：“张爱玲语录”，《永远的张爱玲》）这是20年以后爱玲在香港时对宋淇说的话，勘透人心。
《十八春》走进文学大世界的时候，当时的背景中多的是类似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一个大作家参透人心与人生的功力绝非人人可企及。曼桢的悲剧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感情，引起了许多连爱玲也始料不及的逸闻。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地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情来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来。（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另有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影响在这部小说里非常昭然，与张爱玲往常优秀的小说不同，《十八春》在黎明前最艰难的黑暗中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虽然牵强，倒可见时代之影子，亦可见张爱玲在时代更迭中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说，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正如当世钧家中知道了曼桢的家庭背景，知道了世钧父亲与曼璐过去曾有的关系以后，曼桢对世钧说：“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我们来看，是姐姐害了妹妹，可又是谁害了姐姐？此时写此文的爱玲，除了她一贯注重的人生无常偶然性，心里微妙的阴差阳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间的无奈错位等思考以外，已经开始对个人命运的社会根源进行探究了。曼璐所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不得不走过的蜕变历程，直至最后完全成了鬼，大家还要唾弃她。曼璐陷害曼桢，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可从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上去找，读者在理智上可以去推演悲剧演化的社会导因，可以去诅咒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蕴藏着培育曼璐恶性的诸种条件。然而，在爱玲的笔下，并不是说曼璐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她造成的恶是有理由可以被宽恕的。同为寻求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作用，张爱玲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笔下的人物不那么全然可用理性去分析，他们有不可捉摸的“小性子”，在故事一层层的进展中，往往一瞬间微妙的心理成了所有悲剧的导因。比如曼璐，她原本对这个妹妹如此爱护，这个她用青春的屈辱养大的妹妹，代表着她那纯洁无邪的过往，她像怀恋自己的青春与美貌那样爱护这个妹妹，可是为何突然之间充满了恶意！太大太突然的转变！除了家庭与经济等求生的本能以外，直接也最恳切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与心理的，她们忽然之间成了同行--都是女人。曼璐心中一直有个淡紫色的初恋幻影，可它将被青春纯洁的妹妹击破，那是在种种的屈辱痛苦中唯一可以自慰的美丽过往。可是，现在，慕瑾喜欢上了妹妹，这是太不能忍受的挑战--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同行之间怎能没有竞争？竞争不成也要破坏。
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心理暗示和人性挖掘，人物的丰满程度就绝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比；之所以有这点，又因为爱玲参透了人性，并爽直明了又迂回曲折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在现实中自立切实的心境，炎樱和她是一生不舍的知己，她们关于嫉妒曾有过一段极富意味的“双声”，讲的是假如自己的丈夫喜欢自己的朋友，嘴上说不出来，心里还是妒忌的。
可见，女人之间的心是深谙彼此，张爱玲将这彻悟之心化到作品中，增添了社会问题小说在人性深度上的感染力。
凭借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功力积累，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亦报》的连载刚结束，就有读者给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刊载。此前，唐大郎就曾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仁，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于是心里老是有个疙瘩，只好花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十八春》修改完后，交给《亦报》社出版了单行本。接下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的第二部小说《小艾》，亦是她在成名地上海的收梢之作。
三
《小艾》的剧情简单，有时代流行题材一般的俗套。我们可以说，在简单俗套化了的故事背后凝聚着爱玲世事洞明、人性深远的不凡生存姿态；我们亦可以说，这种生存姿态，又极端的简单世俗，中国古人精练地将之称为明哲保身：看穿世态的症结然后机巧地躲过它，是聪明人的做法。作家往往是看穿世态症结所在而迎面赶上的不识时务者，作家的价值与魅力也正在于此，爱玲是个作家，对于一个卖文为生的作家，倘使保身成了首位，又可见对于时代多少惴惴不安、黯然神伤！
在张爱玲原来的构思里，《小艾》的情节是这样的：
一个宠妾的婢女被男主人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儿子抚为己出，并将婢女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这个儿子归正太太(因男主人排行老五，故称五太太)带大，但他憎恨抚养他长大的五太太，因为妾是害死自己母亲的仇人，而正太太对妾不记仇，对她很好。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仅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很像美国畅销书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产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父亲与儿子，一代又一代太太的婢女，旧家庭里承续不绝的罪恶与龌龊。不同的时代里变的是形式与样式，不变的是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的人性之弱与恶。
实际上，爱玲没有照原来的构思写《小艾》，这样的构思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是格格不入的，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爱玲在思想上的改变也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强迫她改变自己的思路，这是她在种种事件之后作出的聪明的判断。正如她在《十八春》中已写道，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虽然稍嫌空洞，倒可见简单中的真挚，是来自现实的肺腑之言。
曾在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的请帖，她很惊讶，她对自己在沦陷时的辉煌一直很存担忧，是谁会有力挽狂澜的力量敢邀请自己？
邀请她的是主持上海文艺界工作的资深领导人夏衍。老作家早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上海时就已获悉张爱玲的才名，于是找来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是欣赏，后又恰逢报上正连载着《十八春》，以及上映的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更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排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柯灵：《遥寄张爱玲》）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大会。大会在上海一家大电影院举行，她着一身紧身旗袍，外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小披肩，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小姐的装束，对她自己来说也是极力归于平淡的装扮，与她以前衣不惊人死不休的穿衣姿态相比，也可算是脱尽铅粉、摇尽繁华了。其实张爱玲这样归于过去的装束反倒异常显眼夺目，因为那时举国流行革命装，全国上下一片灰蓝，男女一律的中山装、列宁装是最时髦的劳动人民本色。在黑压压一片灰蓝的色调中，爱玲罩着网眼小披肩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没有发言。虽然一直处于耳濡目染的宣传氛围之中，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张爱玲还是深深地震惊于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所有到会的文学艺术家们，不管是来自赤色解放区，还是白色国统区，抑或曾经历过灰色低迷的沦陷区时期，都热情澎湃、群情激昂，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头脑中小资产阶级的潜意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来严格要求自己，以改造好的新意识来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做人民大众的文艺工作者。这次大会上的文艺思想是党在接手十里洋场以后第一次正面宣传播种自己的文艺政策，这条路线在后来曾指导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文艺发展，成为铁定的准针。它其后不久便正式成文发放全国，印刻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195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汇集成文的便是中国文艺史上没齿难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确立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张爱玲震惊于周遭人人高涨的政治激情，但血液中与生俱来的冷性细胞与家族政治渊源的素养使她能保持理性，她仅仅发现了它，惊讶、好奇、想探究，但并不会立即被同化。爱玲确实切身地感受到了时代气氛的变化，于是她想参加些实际的工作，在实践中增长阅历，于小说创作有益，再说文人不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是神话，当时上海刚解放不久，因社会过渡的动荡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被抑制，她除了给《亦报》写文章连载以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何况主持《亦报》的也都是以前的旧友，既然选择了留下，总不能在门槛外徘徊，必须鼓足勇气跨进新门槛，与大家建立联系。所以在文代会以后，她很乐意地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其时，在中国农村，确实正进行着一场大快穷人之心的土地改革，爱玲对农村的生活状态原本是很陌生的，这次下乡确实使她扩展了生活圈，了解到以前不曾知道的农村生活，感同身受地看到了农民精神状态上的欢天喜地，从而在想象式的揣测中遥想他们曾受到的经济与精神上的压迫，并由此推想自己熟悉的生活圈中与之地位近似的人们，这就是后来《小艾》产生的动因。
小艾的故事是张爱玲所能挖掘到的，所能讲述的最近于“无产阶级”的故事了，是一个老妈子以前的故事，是一个婢女一生中最悲惨的一段往事，后一半的生活“现在大家都好了”，探头露脸地显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女主人公小艾六七岁时就被卖给上海一富人家做婢女，因为年龄小，她不知道自己的姓，不知道家在哪里，也没有名字，别人问她话，她也不做声，因为除此以外她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示丝毫的反抗，渐渐地也就真的忘记了。被卖到席家时，正是快要端午的时候，端午节以艾草避邪，所以女主人五太太便给她取名小艾。小艾本是个秀气而柔婉的名字，可后来它被别人从口中喊出来的时候从来恶狠狠没有好声气的。